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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左联时期、延安时期到晚年时期,丁玲始终坚守着五四时期传承下来的个性主义的价值立场,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个性特色,追求着自己的生命尊严.她在特定时期下貌似被政治化了的所作所为,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但不能掩饰其本质上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丁玲的一生,忠诚于党,坚守自我,对丁玲的认识,应该廓清历史,去伪存真,认识最真实的整体的丁玲.
关键词：丁玲；“左”转；主体性；坚守自我；自我实现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1 — 0053 — 03
一、左联时期
1927-1928年,丁玲携《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初登文坛,一时声名鹊起,成为五四退潮时期女作家中的一位“后起之秀”.时隔不久,这位以表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而登上文坛的时髦女作家迅速“左”转,变成为左联的无产阶级战士.变化之快,令人惊讶.为什么一个满怀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短短几年之内能够否定自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成长为一个“革命文学家”?答案众说纷纭.
1930年,冯雪峰首次在《从<梦柯>到<夜>中》谈到丁玲的“左”转问题.在他看来,丁玲的“左”转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当时丁玲的创作正面临无法继续前进的危机.依照旧路继续往前走,必然出现停滞状态；搁笔不写又不符合现实.唯有紧随时代步伐,加入革命队伍才是出路.冯雪峰从阶级立场出发,认为丁玲的“左”转是时代呼唤革命的必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是,时代要求和个人选择没有必然联系.一些知识分子依然秉承原先的态度,维护个人自由,如和丁玲关系密切的沈从文.而文学和革命之间也并非必然.鲁迅加入左联之后的创作并没有超越《呐喊》、《仿徨》的艺术成就,老舍的非左翼也并不影响他对于社会底层市民生活的描写.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丁玲“左”转是对“角色规范”和“角色期待”的冲突和调和,即丁玲在加入左联后,为满足左翼文艺界对她的角色期待,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角色加以转化.这一解释有其现实性,当时的左翼文艺界的确非常关注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为了壮大革命的力量也的确会对知识分子拥有这种期待.但是,结合丁玲自身个性而言,这一解释并不成立.丁玲是一个极富自主意识的女性,如果“某种理论或批评假如不和她的思想观点有契合之处的话,她是不会轻易接受,让其‘导向’的.”
这两种说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丁玲“左”转的可能原因,但并没有触及丁玲“左”转的根本.它们都突出了外界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却没有深刻认识到丁玲“左”转的内在驱动力.和其说这是对丁玲“左”转原因的解释,倒不如说是身为左翼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一种期待,是对时代变迁的一种总结.
20世纪20年代初,当“革命文学”的口号风靡一时,民族独立、阶级改革等重大社会问题深受关注时,丁玲依旧冷眼旁观,沉浸在自我的狭小天地中进行资产阶级女性悲春伤秋的感叹.即使1930年5月和胡也频双双加入左联,然而直至胡也频牺牲,丁玲对于左联的各项活动始终是排斥的.于她而言,“自由地写作,比跑到一个集体里面去,更好一些.”由此可见,丁玲的转型绝非只是趋于时势随波逐流.
从丁玲自身的精神世界出发探索丁玲内在心里的变化,丁玲“左”转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她对革命已经产生了一种信仰,正是这种信仰激发了她文学创作及社会实践的转变.
1924年的丁玲,年轻张扬,对自由满怀憧憬,然而1927年这一状态已有所改变.《梦柯》一文深刻揭露了其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美好想像已被现实摧毁：升学的愿望破灭,电影明星的美梦破碎,她和胡也频共同创办的《红黑》杂志也以失败告终,并因此欠上一大笔债务.大革命的失败以及九姨向警予的牺牲,在丁玲的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震动,白色恐怖使她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丁玲的思想步入绝境.
1931年,胡也频的牺牲可以说是丁玲“左”转的导火线.胡也频被害致死给丁玲致命一击,却也是丁玲转折的一大契机.倔强而叛逆的丁玲,从此对国民党满腹仇恨,为了继承胡也频的遗志,她主动要求去往苏区,体验真正的革命生活,创作真正的革命作品.现实的残酷磨砺迫使丁玲放弃了原有的立场,成功转型成为左翼文坛的中坚力量.
对冯雪峰的爱恋使丁玲对于革命的渴望日渐升温.冯雪峰 人宽阔的视野,先进的文艺理论使丁玲大为震撼,产生爱慕,同时加深了丁玲对革命事业的认同.《不算情书》、《给我的爱》中,丁玲都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希望追随冯雪峰脚步的热情.作为一名组织的领导人,冯雪峰给丁玲带来的不只是坚定的革命信仰,更有小女子的甜蜜爱情.而革命此时便成为丁玲追随冯雪峰脚步,寻觅爱情的良好途径.
正是这些激发事件使丁玲对革命产生了深厚的信仰.现实的困境使丁玲知道個人的解放和发展单凭个人的奋斗无法实现,因而她试图抛弃个人主义思想.胡也频的牺牲让丁玲产生一种复仇心理,同时,也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好奇.这种好奇并不足以使她直接转型,相当长时间内,她仍摇摆在革命和自由之中.对冯雪峰的热恋催化了丁玲对革命的热情.但丁玲“左”转的根本原因是其内在心理的转变,此时丁玲已将革命视为自我实现的方式.她将“强国”和“救民”的理想和愿望统一起来,借鉴俄国集体理想主义思想,试图从解放中国最终落实到对无数个体的解放.丁玲并未放弃五四时期个性主义的价值立场,只是在其创作中加入了革命的因子,当然革命已经成为具有主导性的支配因素.准确地说,丁玲的这次转折,是以其价值立场上从“个性思想”转为“革命意识”和“个性思想”并存为标志的.
二、延安时期
1936年,劫后余生的丁玲,毅然选择来到延安.1942年, 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文艺界应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将政治性作为创作的首要因素.受到这一新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丁玲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但是,有些人因此认为这一时期丁玲全然抛弃了个性主义思想,而转变为单一的革命意识,丁玲由此成为政治宣传者,其作品丧失了艺术性,甚至讳言这位女作家的正式消失,未免简单粗暴,和现实不符.丁玲的确曾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平衡政治要求和文学创作,甚至为此感到迷惘.但很快地,丁玲便找到了政治和文学的契合点,坚持文学立场的同时,保持自身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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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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