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近代哲学转型变革和继承统一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哲学转型变革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变革哲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关键词： 中国近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哲学转型
摘 要： 中国近代哲学是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古今中西之争中形成的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中国近代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主要围绕着四个问题展开：历史观问题、认识论问题、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论问题、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问题.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展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和传统哲学变革和继承统一的内在关系.
中图分类号： B2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
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这部名著中指出,中国近代的中心课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如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遇而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时代的中心课题通过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其重要表现是为了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中国近代哲学主要是围绕四个问题展开的：历史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论、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本文下面就从这四个问题,来论证中国近代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和继承的统一,是在变革中继承,在继承中推进变革.
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将如何向未来发展的规律性,于是历史观问题在中国近代就显得非常突出.
近代对历史观的探讨,发端于道器之辩.宋明时期的理气（道器）之辩,首先是关于天道观问题的,其次关于历史观的问题.这个问题演变到近代,首先是历史观的问题,其次才是天道观或一般发展观的问题.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是以进入进化论阶段为标志的,这是对此前的道器之辩的延续和突破.所谓延续,是指进化论发展了道器之辩中的传统变易史观；所谓突破,是指进化论摒弃了变易史观基于“器变道不变”传统的循环论、复古论因素.这样的突破和延续是一般中国近代哲学研究者所熟知的.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着孕育这一突破的思想资源.从中国哲学史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以道器来阐发历史观是最为杰出的.他曾说：“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十二章》）认为道是依存于器的,因而没有超越器之上永恒不变的道.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年间开始得以汇集刻印,获得比较广泛的流传.他的上述思想成了近代对进化论突破传统变易史观的“器变道不变”的思想土壤.这反映在谭嗣同历史观中是非常明显的.他引用了上述王夫之的话,并加以发挥道：“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等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即变,道安得不变?”（《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显然,这样的观点是他走向进化论的跳板.就是说,进化论对变易史观的突破,在中国传统道器之辩的历史观中也是有着思想渊源的.
另外,论述道器关系的传统经典是《周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序》指出：“《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正是这样的论证方式,推导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中国近代进化论 “天不变道亦不变”,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无不是从天道（自然规律）推衍到人道（社会历史规律）,以自然之天道的变易来推论社会之人道的变易；而这和“天不变道亦不变”所运用的,都是同样的《周易》的论证方式：推天道以明人事.事实上,中国近代进化论哲学的开创者康有为就说孔子作《易》是“深观天道以著人事,垂法后王”,他正是效法《周易》,描述了自然界各种事物的无穷无尽的变化,得出结论：“变者,天道也.”（《变则通通则久论》）由此推导出人道必须随之变易,“《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日本书目志·序》）.这表明进化论在突破道器之辩的 “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的同时,又承继了它的源自《周易》的论证方式.可以说,正是这一承继,使得进化论得以构造为涵盖天道人道普遍规律的世界观.
同样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和古今中西之争,就需要把从西方学到的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付之于实践.这就涉及到很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即知和行、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因此,认识论的知行观成为中国近代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知行之辩是宋明时期哲学讨论的一个聚焦点.显然中国近代哲学的知行之辩是从传统的知行之辩演变出来的,但又具有近代的特点.
传统的知行观虽然也有认识论的意义,但它以道德认知和道德践行为主题的.发展到宋明理学,把“知”区分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前者指和善恶评价相联系的道德认知,后者指以外物为对象的事实认知；然而后者从属于前者,甚至为前者所排斥.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知行观,其所谓的“知”,以德性之知为主要内涵；和此相应,“行”主要以展开于事亲、事君、修身、齐家之中的道德践履为内涵.简言之,传统知行观是以道德伦理为核心来建构的.和此不同,近代的知行观则确立了认识论的品格,表现出了近代意义.这从近代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格物致知”是传统的知行观的命题,在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那里,“格物致知”基本上是德性修养的一个环节.如胡适所说：“王阳明主张‘格物’只能在身心上做.即使宋学探求事事物物之理,也只是研究‘诚意’以‘正心’.”因而,他们“把自己局限于伦理和政治哲学之中”.[1]6近代中国以“格致”称呼西方近代科学,将其所谓的“即物穷理”诠释为探求自然界事物的规律,这使得“格致”有了认识论的意义.然而在以“格致”作为科学同义语流行于中国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传统的伦理学意义的“格致”和此并行不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2]372这种情形在戊戌维新期间起了变化.严复对“格物穷理”作了这样的阐发：“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等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3]93谭嗣同说：“学亦不一,当以格致为真际.”[4]462他们认为真正的“格致”就是像近代科学那样去认识外在事物.这意味着以认识论意义的“格致”取代伦理学意义的“格致”.从中不难看到,中国近代知行观的认识论品格的确立,是以对近代科学的考察为基础的.西方近代哲学在科学的推动下,热衷于知识的起源、性质、对象,范围以及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方法等问题的研究,由此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中国近代知行观确立、认识论的确立和此都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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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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