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是关于当代中国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当代中国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社会政治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治理体系自身的社会性缺陷：体系建构与运作的行政性色彩浓厚,社会性价值被稀释；党政越位销蚀多元参与,社会协同格局的发育被迟滞；社会治理碎片化,乡村社会基础秩序的现代性重构被遗漏.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规范国家权力,优化其介入乡村社会的过程、方式和权限,由政社分开进一步走向政社协同.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聚生成现代社会资本,培育农村新型市民社会,优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境遇,使之镶嵌于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之中.
[关键词]国家；社会；乡村治理体系；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D63；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1-0055-05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乡村治理是个历史性的课题,也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和基础.然而,近年来土地纠纷、干群矛盾、集体性等问题日渐凸显,无不影响着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也折射出提升乡村治理改革和治理能力的紧迫性.基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此视角下,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其核心在于在深化乡镇行政改革的同时,大力加强乡村内部自主性社会资源的培育与发掘,夯实治理的社会基础,并努力将社会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完善治理结构,创新基于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互动融合的治理体制.
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典据与价值审视
国家与社会是一对相互联系的理论范畴.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曾有过两种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架构,即以洛克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和黑格尔所提倡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架构[1].前者着重强调国家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工具性意义,后者认同两者的相互依存,但坚持国家是目的而非手段,主张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了科学概括,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2].此后,他更明确地用“社会有机体”的概念来表征社会,认为社会是一个反映人类生活的全面性联系与有机性互动的整体范畴,国家源于且处于社会有机体的组织体系之中.因此,尽管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异化对立的一面,但平等、协作、互惠的统一性是其根本.马克思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不仅丰富了其国家学说的精髓,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本位”的方法论,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导.
所谓治理,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权威性界定,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3].在治理的逻辑结构中,包括国家行政权和社会自治权在内的公共权力是最为核心的概念,并且社会自治权随着社会发展而影响更大.博克斯认为：“如果说19—20世纪之交的改革家们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结构的话,那么21世纪的改革家们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一个创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citizen-centered governance structure）的复兴实验过程.”[4]体现在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中,即是随着村民政治理性及多样性利益诉求的不断增长,社会自主管理的内在张力不断膨胀,乡村治理必须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确定乡村社会的国家公权力和社会自主权力的边界及其运作逻辑,形成“政府、市场、社会”鼎立互动的现代治理架构以提升治理能力.
1.创新社会治理是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内涵.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多元共治理念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较之传统的管理,治理理论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政府与社会皆为治理的主体与对象,两者合作互动.因此,乡村治理既非国家权力的单向延伸,亦非简单的社会自治,乡政包含村治的内容,村治也渗透着乡政的要素.其现代化体系的构建,既包括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有效运作,也包括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乡村社会权力的生长与张扬,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整合与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自我整合的有机结合,并以此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作、耦合互动的“国家—社会”新格局.
2.加强社会建设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吉登斯认为,“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对有效的政府和良性运转的市场体系都是必要的”[5].乡村社会建设既包括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的均等化发展,也内含乡村社会组织培育体系、社会行为规范体系、公民权利和社会责任体系等的构建.这些既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一个主体多元化、组织专业化、参与大众化的乡村社会的充分发育,不仅能为基层政府治理职能的社会转移提供承接载体,而且社会组织等所带来的机会窗口,有利于将公共性观念引入政府治理结构并改变其原有的治理逻辑,推动治理主体之间从等级和权威转向网络和伙伴关系,积聚现代社会资本,优化治理生态,拓展治理的公共空间,夯实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3.促进社会协同是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与动力.从管理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治理与管理的显著区别在于：治理强调国家权力回归社会,其主体由单一转向多中心,手段由刚性管制转向复合、包容和柔性服务,空间由平面化转向平行和多向度的网络化.其要义即在于构建国家、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立体结构,并使之在协商担社会责任,共用公共资源,共享治理成果.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和动力,就是要在适应乡村发展主题与语境转换的新形势下,面向市场,通过发展政治合法性机制和社会化组织机制,将乡村社会有序引入国家治理轨道,构建起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网络结构和公平、竞争、有限的社会互动场域,以沟通、协商等方式,协作、支持并制衡国家权力,实现乡村治理制度、政策和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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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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