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时期董必武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关于董必武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董必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董必武在法治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建国到1958年我国的法治事业顺利前进,更重要是他脚踏实地治学精神,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有了更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治；依法执政；董必武
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19-03
一、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董必武的法律思想
事实上,从传统中国文化来说,我们是有法制传统而没有法治传统的,我们有法律,但根本上我们是人治.然而,社会发展到近代,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而资源的相对有限,规则或是法治就渐渐成为公认的、规范人类活动秩序的法则.伴随着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法治在我国真正开始发展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无论我们老一辈领导人还是我们新一代领导人,无论是从建党初期、建国初期还是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们关于依法治国、关于法治国家的探索一直都没有停止,但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法治功绩可以说是承上而启下,他们对中国实情的认识奠定了我们法治发展的方向,董必武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如果我们要追溯依法治国口号的源头那就不得不提到董必武的法律思想.
“董必武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很深的造诣, 并且通晓古今中外法学,是我党最早的优秀的法学专家,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指导我国法律建设的实践,并适时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实际经验,提出一系列独创性见解,首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1]因此,研究中国建国以来的法治进程,董必武是其中关键的人物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董必武接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董必武年轻时就很有理想和抱负,关心民生疾苦.年轻时追随孙中山进行辛亥革命运动,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被迫逃亡日本,留学于私立日本大学法科,攻读法律专业.留学的经历使董必武系统的接受了西方法学的传统理论,再加上当时日本国内法学思想很活跃,董必武深受影响,从此打开了他研习法学的大门,内心渴望着在中国也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因此1917年从日本毕业回国后,他与别人合伙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替穷苦百姓申冤的同时用赚来的钱投资革命事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法治思维的旧社会依靠法律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同时,经过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以及五四运动洗礼,他开始放弃新主义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董必武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追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董必武于1920年在湖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我党创始人之一,从此走上坚定的革命道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为逃离白色恐怖再次背井离乡前往日本,之后辗转来到俄国,先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苏共党校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3月董必武离开莫斯科回国,并获得党组织批准到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在俄罗斯的三年之间,他学习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三）在建国初期为中国法治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2年6月,董必武从莫斯科回国后到达苏区工作,开始了具体领导革命法制工作的历程,他一直从事着与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相关的工作,包括工农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其后任职于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最后又担任根据地最高法院院长兼工农检察委员会代理主任,并制定了很多临时法律,根据地的法制实践表现出了一定的依法执政性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领导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改变,从军事领导转变为政治、经济领导,在国家运行过程中法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依法执政,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成为时代的需要,后来所总结的：“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从1949年到1953年四年间,我们制定出了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婚姻法、经济法等在内的3000多种法律和条例,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在董必武的领导下和亲自参加下开展的,这使建国初期无法可依的局面有了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以党的政策来代替国家法律现象,司法实践渐渐走上正轨.
二、学习董必武哪些法律思想
1956年9月19日董必武同志在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讲话,在第五小节中讲到“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3],第一次提出他的“依法办事”的思想,而现有的发表出来的董必武关于法律方面的文集主要集中在1940年到1959年,因此可以说“依法办事”是董必武法律思想的核心和精华部分,事实上在学界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十五大正式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正是从董必武的“依法办事”思想而来.
(一)关于党与法律的关系的讨论
党与法律的关系是中国未来法治建设的关键和核心议题,也是当下法治问题的瓶颈,可以预见,如果我们能理顺党与法律的关系,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那么中国的法治进程将在肃清制度与意识之间的困扰之后获得司法进程的极大进步,这带来的不仅是路线的清晰,更是行政权力与司法的准确定位,同时也会使公众对法律、对我党的信仰更加的坚定,更是有助于领导能力的提升.
在当时革命年代,党的政策就是命令、就是法律,董必武当时讨论党与法律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解决以政策代替法律的现象,提倡依法律治国,反对“人治”.这在当时“无法无天”的大背景下显然是无奈之举,同时他的很多法律思想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比如重视法律创建工作,重视司法人才的培养、政法院校建设、注重司法独立,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延伸出来的.但事实上这些问题在当下法治进程中也是显著存在的：在行政上主要表现就是扩大、泛化党的领导,人大高于政府；在司法方面行政干扰司法；在经济方面还有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都是“人治”的典型表现.
董必武在党法关系上的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是：第一,党的政策主张只有经过法定程序才能上升到法律地位,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第二,党领导中国法制建设,但同时党的领导也要符合国家政权和法律的要求,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提全党同志的法律意识.
总结:本文关于董必武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参考文献：
1、 董必武西柏坡老房东访谈录 今年70岁的闫青海是西柏坡董必武的第二代老房东，他是西柏坡的活字典。高层领导来考察要他出面，新闻媒体采访要他座谈，游客参观要他讲解，召开有关会议。
2、 德高望重的董必武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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