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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词里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
苏轼作为一个风景名胜的“代言人”,他的品牌价值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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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朋友圈什么样?
去年是苏轼诞辰980周年,他的各种不为人知的“秘密”甚至成为北京一所小学贯穿全年的探究性学习主题.当人们惊讶于小学生的认知视野和学习方法如此前瞻的同时,也不能不嘆服东坡先生穿越千年的影响力.《望》,王赫 作 ,对宋佚名《柳院消暑图页》的当代再创作.艺术家将传统的消夏题材置换为操控无人机这种现代叙事,从而唤起现代人的共鸣
从宋朝到今天,苏轼何以一直被视为文化偶像?
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时,有关苏东坡及其作品的书籍是他一再精简的行李里不可割舍的部分,也在旅居海外时给了他丰富的精神食粮.林语堂给出一个全景式的答案：“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林语堂的描摹,如同扇面一样展开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这还不足以解释苏东坡在今天的连绵回响.真正激起人们共鸣的,其实是他作品背后元气淋漓的生命力,坦荡开阔的胸襟,潇洒自如的气度,以及乐观旷达的风范.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深沉幽微的人生忧患和心灵痛苦.王国维的评价或许可作为解释：“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他将苏轼和屈原、陶渊明、杜甫并列,不只因为作品,更因为人格.
苏轼曾说自己“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尤以“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为最大转折.一下子从春风得意中死里逃生,落到一个无人相识甚至无食无衣的境地,他从一片数十亩荒地上自垦东坡开始,一点点地落地生根,精神上也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从一己的兴衰荣辱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开阔的历史视野,正如他自己所说,“也无风雨也无晴”.也是在这一时期,苏东坡达到了一生中艺术生涯的高峰,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气势磅礴,又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细腻情感；而他最好的书法作品《寒食帖》,也作于黄州的凄风苦雨中,其内心的苍凉、惆怅、多情,完全透过书法的节奏和张弛渗透出来,几乎一笔一叹,如泣如诉.
今天的人们觉得苏东坡特别亲近,也因为他能狂妄怪癖,能庄重严肃,也能轻松玩笑.如林语堂所说：“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比如苏东坡爱饮酒,爱美食,“自笑平生为口忙”,很多菜式据传都跟他有关,如东坡豆苗、东坡豆腐,还有著名的东坡肉.那是他被贬黄州之时琢磨出来的吃法,还专门为此写有一词：“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后来他让家人将此法做好的肉分送给民众吃,于是有了“东坡肉”之名.像这样的民间传说众多,其乐观旷达可见一斑,正如他自己的形容,“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东坡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例,他只是宋朝群星闪耀的士大夫阶层的一个代表.北宋中期以苏轼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人圈,传为李公麟所作的《西园雅集图》,以写实手法描绘了他们在驸马都尉王诜的西园聚会的场景,围绕在苏轼身边的,有苏轼的弟弟苏辙,“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还有米芾、蔡肇、僧人圆通、道士陈碧虚等十几人.画中人或吟诗赋词,或扶琴唱和,或打坐问禅.米芾作序：“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西园雅集”是古代绘画史中的一个经典母题,被一代又一代的画家不断地陈述,不仅是对宋人风雅的崇尚,更是对开启中国现代性曙光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向往.
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两宋时期,知识精英的井喷现象就更加显著了.这不是偶然的惊鸿一现,而是一个士大夫群体的持续涌现；不单是文学和艺术,还覆盖了历史、科学、哲学等广阔的知识版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告诉我,两宋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介于帝王和民庶之间,兼具读书人和官僚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学问相对渊博融贯、格局宏大,另一方面也在政治舞台上表现活跃.之前在唐代,像李白、杜甫这样一流的文学家,在为官、治国方面没得到什么机会,难以展现才华.相比而言,宋代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人,则有多方面的作为.比如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是政治家,但今人最开始接触他可能是通过《岳阳楼记》,他首先作为一位文学家被我们认识.还有欧阳修,一方面被称为“文坛宗主”,另一方面,他直接参和撰写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又是史学家,还有经学方面的著述,后来又做过副宰相,也可以说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历史学家余英时概括为“政和学兼收并蓄”,认为这一定义可以笼罩两宋士大夫群体所显现的时代风格.
在去年年初的一期封面故事中,我们通过解读宋朝的一系列关键词——市井、雅集、宋词、山水、茶、书院,搭建起宋朝和今天的联系,试图去探究“我们为什么爱宋朝”.我们发现,当今天的人们向自身文化传统中寻找,越发体会到历史上两宋文明达到的高度,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中一个关键背景,就是在10世纪标志性的“唐宋变革”之后,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正如余英时所说,宋朝从一种整体风貌上来概观,“士风”最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朝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峰就是由士人群体缔造的,“士”可以作为继续深入探究宋朝的一把钥匙.
“士”的传统从先秦开始绵延,一直扮演着传统中国“社会良心”的角色.但为什么一直到宋朝,才出现一个“士”的黄金时代?宋朝士风又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本期封面故事,我们就将聚焦于宋朝的士人群体.
当宋朝于960年建立的时候,门阀士族把持权力的时代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靠教育和科举而实现阶层上升的新兴士人群体,他们将“以天下为己任”作为一种普遍的自觉意识.士大夫的影响力之大,从南宋一名监察御史方庭实义正辞严地对高宗所说的话中可见一斑：“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两宋士大夫“政和学兼收并蓄”的特征,又让他们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和那些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强大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得宋成为一个转型时代,一个“传统中国”的典范.这些脱胎于儒家思想之“士”的精神理念,在此后的漫漫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在群星闪耀的两宋士大夫群体中,我们选取了其中的8位代表人物——范宽、王安石、苏轼、宋徽宗、李清照、朱熹、辛弃疾、宋慈,探讨他们在政治、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技等不同领域的开创,以及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此外,我们还和故宫博物院合作,筛选出故宫藏品中十件宋代器物,另请古代名物专家扬之水为我们解读了宋人的香炉、花瓶、酒杯,
从物中一窥士风和士气.透过这些士人的时代命运,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刻地体悟宋朝之所以成为“造极之世”的秘密.（参考书目：《苏东坡传》,林语堂 著,张振玉 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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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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