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为了不忘却纪念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不忘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七号兔子不忘 在线阅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一
我没有写过研究鲁迅的文章,但很熟悉鲁迅的著作.1967年底到1968年初,我把 《鲁迅全集》 从头到尾逐篇细读一遍,并搞了我个人版本的“鲁迅语录”.那时我在武汉市,只是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
《为了忘却的纪念》在语文课本里就学过,当时一些被“革命化”教育弄得灵魂畸形的同学还议论过,说殷夫、柔石等五位作家烈士不能和《红岩》里的许云峰、成岗、江姐比,因为他们太知识分子化,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厚了.仅此一例,就可知当时那“左”的空气已经到了何等硝烟弥漫的程度.
我读鲁迅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逆反意味的独立思考,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开始“怀疑一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想回顾一下那个时代青年的悲剧,把已经快要忘却的往事固定下来,提供历史的见证.鲁迅先生说：“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倒要将他们忘却了.”我的写作动机似乎和鲁迅先生相反,是为了不忘却那段往事,在情怀上,却和鲁迅先生是一样的.
1965年,中国的政治天空彤云聚拢,意识形态的空间被挤逼得愈来愈窄狭,地平线天平线都时有红光闪耀,将有暴风雨袭来,可是人们又不知道那将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暴风雨.人们只是感到呼吸日益急促,“革命”的空气已经“浓得化不开”.我们这些正当花季（“花季”这个词绝对不属于那个时代,是“后 ”话语）的十几岁的青少年,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都开成了“革命的大红花”.“突出政治”、“忆苦思甜”、“狠抓阶级斗争”、“警惕白专道路”、“要准备打仗”、“莫忘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少男少女们浸淫其中,嗅着 味,有人压抑,有人陶醉.
有一次校长作报告,着意渲染了一个情节：大庆给工人们修建了一座澡堂,用石料嵌了地板.这引起党委会上的争论：这样做是不是会腐蚀工人的革命意志,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后硬是作出决议,用锒头把澡堂的地板全部敲掉.听了这个报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未免太矫揉造作了吧?但我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对同学说,我已经懂得伪装自己,隐蔽自己.
二
政治报告和政治学习越来越多.越南人和美国人正在南越厮杀得血肉横飞.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战场的枪炮声落到中国的报纸上,变成黑色的 ,天天轰鸣于耳.有一次“形势报告”中说越南有多少多少美国兵,很具体的数字,说武汉市将是“第五战场”.“革命”气氛的强化影响到班干部们倡导体育运动,因为人人都要准备扛起枪上战场.当时的口号是“不做温室里的花朵”,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身体则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期专门的墙报出来了.体育委员喜爱文艺,在“社论”的结尾抒了一笔情：“出来锻炼吧,春天是多么美好啊！”团支书横看竖看不对劲,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吗?他大笔一挥,作了斧正：“同学们,为革命而锻炼吧！”
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却浓缩了一个时代.
体育委员对柳暗花明的春天发生感应,那是文学作品培养了他对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他写过一篇名为《荷花赋》的作文,被语文老师红圈密点,大加表扬.“ ”中,这位老师还因此受到同行攻击,说是“无原则地吹捧学生,使学生飘飘然忘乎所以”.这个同学只有一位寡居的母亲,是省里一个 党派的头面人物.
团支书是“三老子弟”.“三老”是指老干部、老工人、老贫农,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红五类”.他家庭成分填“工人”,能写一笔不错的毛笔字,后来老爱穿一件发白的旧军衣.他接触真正的文学作品大概很少,外国的诗歌小说更未问津.他喜欢《红岩》和《欧阳海之歌》.当他用“革命”驱赶“春天”时,心里洋溢着一种赴汤蹈火的豪情,眼前浮现着托起 包的董存瑞和扑向机枪口的黄继光.
班干部换了好几次.第一任班长因为家庭出身“旧官僚”,终于被免职.从此他就弄了一把秦琴,一天到晚拨弄,忧郁的曲调和消沉的神态塑造出一个萎靡不振的形象.最后一任班长的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和身体不好,老资格却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作为参加革命的报酬,拥有一座独家独户的小院,小二楼.遗传基因有时候很顽固,红色贵族的儿子学习很努力,却怎么也赶不上趟.我们学校是一所特别重视数理化的重点中学,班里一伙教授、讲师和工程师的儿女都是化学脑筋,在课堂上一个比一个反应敏捷,考试一个比一个圆满,正题做完,附加题也一道不落,一道不错.数理化老师当然特别钟爱这些学生.是一天比一天更强调“出身”和“革命化”的形势把学习吃力的红军后裔推上了班长的位置.班长的本质其实属于朴实一类,他后来对革命的狂热比团支书更真诚实在.
班长和团支书做了一件轰动学校的事,另一个参加者是团组织委员,一个汽车司机的儿子.三个人策划奔赴越南“参加世界革命”.主角显然是班长.他虽然当了班长,学习上的落后却无法改变,他不能摆脱压抑感,觉得学校不属于自己,战场的血和火才能重铸父辈的荣光.班长作了充分准备,带着钱和粮票乘火车去了南宁.团支书和组织委员则是受班长感染追随革命,在汉口火车站被学校拦阻了回来.学校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他们特意跑到汉口乘车,是为了躲过“追捕”.他们没有走成,是因为我告了密.数日后,班长也被南宁军区派人送回,自然高度肯定了他的革命热情.我至今还记得班长重新回到教室,坐到他那把椅子上（为了照顾他集中精力,在第一排）时,那副沮丧的样子.全班同学都向他投出奇异的目光,真是好玩.这是不是全国首例中学生“投身国际革命”的行动?至少,比1966年10月北京第100中学的赵建军、任热河,北京第五十六中学的孙智忠和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瞿绍东等人的结伙奔赴越南要早了近两年.
越南没有去成,却被学校领导树立为“革命接班人”的样板.班长、团支书、团组织委员,一天到晚不是跑步、练扔手榴弹“苦练杀敌本领”,就是聚在一起（又加入了两个出身“革干”的女同学）高谈阔论,睥睨自雄.他们以“革命”自居,不读书,不思考,迷醉于流行的斗争思潮,实际上脱离了全班大部分“群众”.
三
那时候争取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说白了,入团关系到未来考大学的“政审”优势.在初中就入了团的只有寥寥数人.要争取入团,就得经常向团组织交“思想汇报”.有个胖墩墩的同学,为了表达入团的强烈愿望,曾经用白布写了一封血书交给团支部.他的家庭出身既非“革干”,也非“高知”,又不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好像是“小业主”,其实大概就是旧社会的一般富裕市民.总之他用刀割破手指洒在白布上的鲜血并没有起作用,团支部的革命家们“内部鉴定”他这一举措“动机不纯”,甚至怀疑血迹是不是红墨水.
爱文学又爱运动的体育委员,忽然失去了他唯一的亲人.同学们都去看望、安慰.可是,当有的同学提出,要以班里的名义为他母亲的葬礼送一个花圈时,却被班长和团支书断然否决.“我们不能送花圈,也不去参加追悼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是 党派的头,这是关系到“阶级立场”的问题.一群同学围着呜呜哭的体育委员,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团支书拍拍他的肩膀说：“别哭了,想想革命吧！”
“革命”终于革到了一个学生头上.学习委员是大学教授的儿子,母亲是我们中学的老师,和当时 主管意识形态的一位著名理论家同姓同名.正像班里大多数同学一样,学习委员其实是“数理化型”的,但因为父亲搞社会科学,家里有不少社会科学书籍,青少年的求知欲引导他在这些书里跑野马,加上年轻人的不知天高地厚,产生了“独立思考”的倾向.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时常在班里提一些怪问题,发一点怪论.其实不过是对当时的一些左倾现象有一点幼稚的疑问吧.他又总是躲在家里的“书房”一个人看书,不守纪律,不参加集体活动.再加上他家里雇着一个保姆,关系没弄好,好几次向去玩的同学“诉苦”.一来二去,在同学们眼里,尤其是在团支部看来,学习委员成了顽固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大少爷”.忘记了具体是怎么回事,总之有一天,他的日记被人偷看了,里面有不少“不满现实”的内容.班主任和团支部汇报到校党委,学习委员被打成“反动学生”.高一时的班主任本来是一位教化学的善良的女老师,高二换成一位教政治的男老师,他是党员,政治嗅觉比那位女老师敏锐得多.尽管学习委员的母亲和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关系不错,似乎也无济于事.那时候是“阶级立场”、“阶级觉悟”、“阶级感情”高于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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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郑振铎和上海:不该忘却的纪念 在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上海有关部门及福寿园的领导的英明决定和大力支持下，在郑振铎先生诞辰115周年、为国牺牲55周年之际，在我们上海，终于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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