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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夏,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新民晚报工作,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在老社长赵超构和总编辑束纫秋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教诲下,无论是新闻业务还是做人道理方面,都受益匪浅.如今,除了张林岚和王玲两位还健在（他们都已年届九十）外,其余都早已作古.每当回忆往事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杂文家赵超构点评笔名
1957年政治风云之后,上海市委在新民晚报成立党组,任束纫秋为党组书记、总编辑.赵超构为社长,但他很自觉,上午来报社写一篇他的专栏杂文以后,百事不管.中午到报社一些部门串串门,聊聊天.看好当天的大样以后,到城隍庙喝茶,或直接回家,基本谢绝参加社会活动.报社的日常工作及报纸版面全部由束纫秋负责.
有一天中午,“老将”（全报社上下所有人都这样叫赵超构）到三楼文艺部来.因为中午要看报纸大样,编辑部各办公室的人都习惯在等候.见到“老将”到来,大家都热情相迎,可赵老直接走到我的身边,我很吃惊.他笑嘻嘻地用一口浓重的温州话（他是浙江瑞安人,属温州市）对我说：“杨永无义啊！你们几个人的笔名为什么都这么怪?省掉一个字却把最重要的丢掉了！”文艺部的同仁都很疑惑,不知他说的是哪几个人.见到大家不解,他更是慢条斯理地说出来.原来,经济部的资深记者丁贤才的笔名丁贤,少一个“才”字；农村部的资深记者何尧德笔名何尧,又少了一个“德”字；我这个小青年,却又把一个“义”字去掉,岂不怪哉?他这一说,大家恍然大悟,一阵大笑.“老将”继续说：“你们看,贤、德、义多好啊！为什么都丢掉呢?”
其实,我的笔名是张林岚起的,另两位的笔名也纯属巧合,没想到被“老将”发现,并从杂文家的角度加以总结、拔高.此事很快在报社上下传开了,也说明老将看报纸很认真,很细心.此后不久,我们三个人的笔名也很快换掉了.
张林岚亲自为部下改稿
张林岚是编委,又是民盟新民支部的主任委员,但不兼具体职务.老束要他负责文艺、体育、美术等部门,他很为难.老束非常欢喜体育,体育版也是晚报的一大特色,老束经常去发号施令,张林岚当然从不过问.美术部由著名漫画家乐小英负责,他更不去了.所以张整天呆在文艺部,而文艺部由李仲源（中原）负责,张基本不插手.张林岚为人正派,知识渊博,文笔流畅,作品颇多,但他丝毫没有架子.这就使我有“机”可乘,我真心实意向他求教和汇报.稿子写好后又请他修改.他也很乐意给我出主意,我俩“情投意合”,关系融洽,我把他当作家庭教师,甚至笔名都是他起的.
有一次,意外发生了,我写了一篇上海市里的文艺汇演稿件,照例请张林岚修改.他看了两遍后,面色凝重地对我说：“你这篇报道分量不足,‘肉头’不厚,内容比较空,我估计你采访不深入.”这是他第一次对我严厉批评,而且切中要害.确实他批评得对.当时我精神状态不好,工作不得力,于是当天下午又出去补充采访,很晚才回报社,连夜赶写稿件.第二天一早就再请他修改审阅,看了稿子后,张林岚很吃惊,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内容完全两样?”我如实向他汇报,他立马站起来,在我肩膀上连拍几下,什么话也没说,立刻修改我的稿件,并且很快通过.他亲手交给中原,请他发排,当天见报.
我流下了热泪,我又想起唐诗名句：此时无声胜有声！新民晚报复刊后,张林岚加入 ,并提升为副总编辑,现身体不错,已90多岁了,不时有作品问世.
让我终身难忘的是老束对我的一次批评.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经济困难,晚报更不用说.天冷,大家都要写稿、编稿,怎么办?后勤部门想方设法在办公室装火炉.有一天轮到文艺部安装了.那天,我要赶写一篇稿件,可办公室里叮叮当当地敲打,怎么写?我转来转去没找到地方,忽然看到“老将”的办公桌阳光照射,他又没来,我就在他桌上坐下来写稿.不久,老束进来了（他和“老将”面对面座位）,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坐在‘老将’的位子上?你想想看,‘老将’来了看到你在写稿,他能进来吗?”我哑口无言,赶快跑出去.
事后不久,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老束又提起此事（老束和我一个党小组）,继续批评我.党小组会快结束时,老束忽然对主持会议的钱章表说：“章表,我有一个建议：你不要再担任党小组长了,你和中原把文艺部的业务搞搞好.我提议党小组长由阿杨担任.”党组书记总编辑这样说了,谁还会有意见?大家鼓掌通过.从此,我成为党小组长,一直到“ ”爆发.
钱章表,笔名钱江,文艺部副主任,对我帮助也很大.可惜他英年早逝,不到60岁就因病去世了.
我的顶头上司李仲源（中原）对我的帮助、教诲贯穿在整个工作中.在去年《世纪》杂志发表我的两篇文章（第2期的《关于淮剧界三次大会串的一点补充》和第6期的《我和“小萝卜头”家人的交往》）中已多次提到,这里不再重复.
贴心的党总支书记王玲
这里要说到对我关怀备至的人事科长兼机关党总支书记的王玲女士.她是离休干部,为人真诚,帮助人不动声色.我家属子女在外地,经济比较困难,每逢春节,她都想方设法帮助我.特别是1974年,为家庭团聚,我决定调到外地去.她专门找我谈心,在“ ”后期,晚报人员四分五散.可王玲很细心,联络了28个人凑钱给我买了一套家具,通知我到晚报的临时办公地（上海科技出版社二楼的一个房间）见面,对我说：“本来想请你吃顿饭,既欢送你,老同事们又见见面.但我考虑再三,还是买一套家具送你更实惠.不过,欢送会照样开,放在杨志诚家里,不花钱,老同事们又相聚.你看好吗?”我还能说什么呢?王玲考虑得如此周到,真可谓情真意切,我眼泪夺眶而出.
不几天,我离沪出发了.又是王玲通知了33位老同事,在十六铺码头欢送我.当时,老束已经解放,恢复工作,并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负责人.他特地送给我一盒由中国十大名酒做馅的点心,请王玲在十六铺码头交给我,并留一便笺,写着：他因出版社开会,不能来送我,祝我一路平安.同事们当场看到,都说老束这份礼物非常珍贵,我十分感动.
这天是1974年8月3日,我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在新民晚报十多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特别是“ ”的动乱,但我对老领导的教诲终身不忘.他们教我业务,教我做人,培育我成长.如今我已是77岁的白发老人,1987年重返上海,有了高级职称,有了第三代.全家十一口人,六个大学生,孙子还在美国读大学四年级了,儿子是国家正处级干部,上海交大硕士学历.全家和和美美,沐浴在党的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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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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