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壮族政治文化的演变和轨迹分析是关于对写作壮族政治文化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壮族政治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摘 要]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至今,壮族政治文化的演变与发展的轨迹为：依附型政治文化→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地域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当代壮族政治文化存在的问题是：壮族“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程度不足导致壮族政治文化中的地域型政治文化的成分不高；壮族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不足导致壮族政治文化中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成分不高.
[关键词]壮族；政治文化；阿尔蒙德；演变与发展?
［作者］陈 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副教授、博士.广州,510630
［中图分类号］C9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1-
Analysis on the Track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ang People’s Political Culture
Chen Qiang
Abstract：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ree counties Guilin, Nanhai and Xiangjun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ix countries by Qinshihuang, the track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ang people’s political culture is such a track : attached political culture → regional political culture + attached political culture → attached political culture → regional political culture + participated political culture.
Keywords：Zhuang people ；political culture ；Almond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在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理解一直以来被认为最具代表性.他1956年在美国《政治学杂志》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文中首次提出“政治文化”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某一民族或社会对某一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問题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认为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他在1966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明确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所形成.”[1]( P.29)
我国政治学者王惠岩主编的《政治学原理》提出：“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2]( P.231)可以看出,这一定义与阿尔蒙德的定义是很接近的.
阿尔蒙德在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中提出政治文化的三种类型：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他解释到,地域型政治文化是地方自治性质的文化,“政府的专门机构几乎不可能触及到市民、乡民和部落民的意识.他们的取向倾向于非专门化的政治—经济—宗教取向”[3](P.20),依附型政治文化是绝对服从政府性质的文化,“臣民只意识到特定的政府权力并在感情上取向于它”,“在已发展成制度的政治系统中,这种依附取向是情感的、规范的,而不是认知的.”[3](P.21)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性质的文化,参与制政体的个体成员“在政体中倾向于适应一种自我‘活动者’的角色”,“趋向于积极地参与政治”.[3](P.22)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学者专门研究壮族的政治文化,仅有一些零星的关于壮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伦理的研究成果.笔者经过研究认为,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至今,壮族政治文化的演变与发展的轨迹如下：依附型政治文化→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地域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
一、壮族政治文化的第一阶段：依附型政治文化
现代民族学、历史学界公认壮族是由中国古代岭南的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其先民乃是百越中处于部落阶段的西瓯、骆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遣五十万军队进入岭南,设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从此壮族地区受到封建王朝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严密控制,“使得还处于部落阶段的西瓯骆越先民还来不及实现民族的统一及建立完整的国家机器便逐渐覆没了”[4](P.17).“封建王朝早在壮族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就采取了严酷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壮族没有形成自己统一的民族意识的原因.”[5](P.62)
在中原政府的直接而强有力的统治下,壮族地区民众逐步接纳和服从政府.同时,随着汉族文化对壮族地区的影响日益加深,壮族民众对政府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度越来越高.“壮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正是在与华夏—汉族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其内涵和特征也是表现为对中原地区和政府的‘向心力’和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6](P.104)
秦以来的壮族政治文化很明显属于依附型政治文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依附型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封建集权专制政体上的.
二、壮族政治文化的第二阶段：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
唐朝初年,封建王朝在壮族聚居地区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实行“羁縻政策”,建立羁縻州县,任命壮族首领为都督、刺史,“以夷制夷”,由其直接统治壮族地区,而政府的统治改为间接统治.所谓“羁縻”,即既要用“羁”,用军事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也要用“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实行“羁縻政策”之后,政府对壮族地区的驾驭还是很强的,壮族地区民众依然服从于政府.但是,壮族地区由壮族首领直接统治和管理,这就使得壮族地区多了一层地方自治的色彩,当然,这层色彩还是比较淡薄的.因此可以说,当时的壮族政治文化是复合型的,即地域型政治文化（萌芽状态）+依附型政治文化.
羁縻政策下封建王朝的横征暴敛给壮族民众带来的沉重负担使壮族民众不堪忍受,屡次反抗起义,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侬智高起义.1052年,北宋王朝乘侬智高起义失败之机,在壮族地区建立和实行土司制.土司制是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凡五十余所.推其雄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7](P.312).土司制巩固了王朝“以夷制夷”的政策,土官完全由壮族首领担任,实行壮族聚居地区自治,但又在王朝可掌控的范围之内.“土司制度中,土官占据着一定的地盘,但绝不允许他们互相之间有来往,他们只能各自和王朝保持联系,定期进贡和上朝,在汉官的监督和控制下,统治自己所管辖的那一块地盘.”[5](P.62)土司制度是驾驭与地方自治的结合,这种地方自治的自治程度比起羁縻制度下的壮族地区自治更高一些,这表现在土官的权力比羁縻时期的壮族官员的权力更大一些,土官自诩“六坡八甲,任吾驾驭；一街四方,由我管理”（全茗（今大新县）土官祠堂对联）[8](P.313).然而,王朝给土官定了许多规矩,即“相应的制度和规章,如土官承袭制度、审案制度、春秋大祭、出入衙门制度、衙门例规、踩棚制度、进贡制度、兵制、迎宾仪典、土地制度等等” [9](P.313).可以看出,土司制度下的壮族政治文化也是复合型的,即地域型政治文化（巩固状态）+依附型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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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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