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传统中国社会治理责任主体塑造辩证是适合辩证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中医辩证是什么意思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义利之辨”贯穿儒家思想的始终,也影响着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义利内在的统一性,包涵了义规范利、利存于义的逻辑论证.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义利互动的取向模式可以划分为重义轻利、义利双行、重利轻义和义利俱轻四种模式,在四种义利互动取向模式的博弈和整合过程中,儒家“以义统利”的互动整合模式成为主流取向.回顾和认识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以义统利”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是今天构建一种既讲义利统一和义利并重,又讲以义制利、见利思义的伦理价值观的重要基础,也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借鉴.
关键词：“义利之辩”；“以义统利”；社会治理；儒家；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2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12-0068-07
基金项目：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大陆和港台高校学术思想互动影响研究——以H大学为例” （16JDSZ305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冬利（1984-）,男,河南焦作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华南理工大学讲师,研究方向：道德发展和比较思想道德教育；蒋舟（1979-）,女,湖北荆州人,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现代社会治理意义不同,在传统中国社会,“治”从水,原义是水名,引申为整治水利,再引申为管理、统治、控制、治理政务等含义.“治理”在古代社会和“治术”“治道”等相关,“治道”是治国理政的理念,“治术”是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治道”和“治术”相通,如儒家认为“治道”在于贵民,和之相对应的“治术”是“德治”；法家认为“治道”在于贵君,和之相对应的“治术”是“法治”；道家认为“治道”在于贵已,和之相对应的“治术”是“道治”.
义利观决定治道,治道决定治术,不论何种治道或治术,目的都在于通过采取一定的手段对社会进行治理,以期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百姓生活的安然.“義利之辨”和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即对于社会治理的运行状态常常以“治乱兴衰”的标准来判断,而“治乱兴衰之由”则多是以“义利之辨”做总结.并且社会治理越是恶性运行或畸形发展,“义利之辨”就越是被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
“义”即相当于精神需求,“利”相当于物质需求,“义”和“利”的关系即是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间的关系.所以,张岱年先生总结到：“义利问题所含蕴的问题有二：一是公利和私利的问题,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1]23“义利之辨”重在讨论“义”和“利”何为第一性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确立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导向问题,它直接决定着统治者的角色和职责,以及社会制度、法律、文化的价值导向.不同的义利观却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之成效.因此,从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角度回顾“以义统利”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不仅对于当今的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而且从传统智慧中寻找一种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义利观,对于倡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一、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义利统一的辩证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独尊儒术”,所以传统中国社会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义利之辩的烙印.儒家强调“义”的第一性,认为“义”是“利”之本,要实现社会治理的长治久安这一大利,就应以“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为价值导向,正如孔子要求人们应“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以为上”.“义以生利”的思想几乎贯穿在孔子整个思想之中,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就是要求人们在社会认识上要“见利思义”,在社会行为上要“取之有义”,在实际效果上要“先义后利”,在价值取向上要“重义轻利”.
1.社会治理之“义”和社会治理之“利”.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之“义”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言,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要求社会的管理者要“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这里的君子实际上指的是社会统治者的后备队,因为在儒家眼中,君子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兼济天下就是要出仕 ,在这个意义上,“君子”被视为区别于百姓的社会管理者阶层,社会治理之“义”的要求也主要针对这一阶层而言.
从社会治理的目的来讲,儒家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强调义对于利、公共利益对于个别利益的至上性和优先性,体现了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它适应了当时大一统 集权制度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并在某种程度上和社会的、民族的整体利益相符合,体现为一种崇尚道义的民族精神.受这种精神的熏陶,中华民族涌现出众多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形成了守义重情、礼让敦厚的风俗民情,这是“义”在积极方面的体现.诚如《论语·阳货》中所言：“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子贡有一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义也圣乎”,可见,孔子讲义的最终目的在于“济众”,是让民众受益,这也是社会治理最根本的“义”.
传统社会治理之义利统一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和民同乐”.孟子最早提出“和民同乐”,“古之人和民偕乐,故能乐也.等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还特别指出,只有“和民同乐”的君主,方可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民同乐”被赋予的特定政治含义是公平、公正的社会理念,即民和君应共同分享社会资源和财富,只有“足民”才能“足君”.孔子倡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其中“患不均”,指的是社会资源和财富应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共享,统治者不应“独乐”.“民乐——君乐”的逻辑贯穿在儒家整个义利之辨之中,孟子强调：“王者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和不足?”荀子则指出：“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荀子·富国》）.“民乐”、“民富”如此重要,所以儒家提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程颐《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这就将社会治理之义定位在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和尊重.二是实现“群居和一”,即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物质欲求的上下协调、和谐一致.荀子认为,群存在的基础是“明分”和“义分”,“明分使群”是指按照上下职分、等级和社会人伦关系来形成社会合理的秩序,“义分则和”则表明群体之间要贯彻“道义”的原则,要求社会成员能各得其宜,各尽其职,以实现“群和”. 在《王制》篇中,荀子明确地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这里的“义”对于个人而言,就是要有道义感,对于社会而言,就是要有正义性、公正性.可见,“义分”实质是修正安民之道,是维护社会和谐有序的基本要求.这里孟子对“义”的理解,更多地强调“义”的德性方面,荀子则进一步将“义”拓展到社会制度的落实上,即把礼义连接起来讲,强调社会礼法制度的建构,从而将人之欲和物两者相持而长,既满足人的欲求,也不会导致争则乱、乱则穷的恶果,这也正是“礼”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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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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