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现代国家治理中制度化不信任建构是关于不信任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对某人失去信任的句子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秩序建构的现代国家治理逻辑表明,信任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制度化不信任是信任的姊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客观情势.通过规范政治程序、保障公众权利、促进实现公共利益、增强政治体认感,制度化不信任对现代国家治理发挥着建构性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应通过明确制度建设的理念前提、健全制度化不信任的常态机制、提升制度执行力等层面来实现信任质态和治理绩效的提升.
关键词：国家治理；秩序建构；制度化不信任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6-0029-07
作为一个古老而又亲近的话题,信任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当人们纠结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时,它常常被提及.然而,和之相伴而生的不信任,长期受到人们的冷落,不仅未受到重视,相反还被认为是信任的对立物而饱受摒弃.事实上,信任和不信任是两种相互贯通的机制,彼此互相依存,二者都是现代国家治理中客观存在的结构形态.对于现代国家治理而言,不信任的积极作用是无以回避的.理性的现代国家治理自然不能忽视不信任,应通过健全完善制度化不信任来巩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
一、信任：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国家治理之所以重要,乃是源于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元问题”——过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就开宗明义：“城邦是若干家庭和种族结合而成的保障优良生活的共同体,以完美的、自足的生活为目标.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而人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城邦是若干家庭和村落的共同体,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我们说,这就是幸福而高尚的生活.”[1]（p.90）
既然要过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那就需要选择合适的路径.尽管对于何以达致幸福而高尚的生活,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阐释,但在纷繁复杂的争论中仍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只有在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够过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这是因为秩序对于人类任何的行为实践来说均具有永恒意义,而不是权宜之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情感,如果我们尊重实际,而不是沉湎于想象.我们就应承认,对于社会公共生活而言,秩序和其他社会价值相比具有优先性.”[2]无论是转型社会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日益增多,使人们的安全感不断降低,从而凸显秩序之重要性的客观现实,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国家治理的经验启示和理论研究而形成的基本共识,都一再表明秩序之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这充分说明,人们之所以需要国家治理,其首要目的就是寻求一个合法良好的社会秩序.
秩序固然重要,但构建秩序的道路并不平坦.由此,如何处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和公共权力机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人们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人们作出了诸多深思,其最终结论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之策在于夯实信任根基.因为“一种政体若想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城邦的所有部分都应该愿意看到其存在和维持.对于一切城邦或政体都相同的一条普遍原则,即城邦的各个部分维持现行政体的愿望必须强于废止这一政体的愿望”[1]（p.141）.亚氏在这里揭示的就是信任的重要价值.随后,承继亚里士多德的信任传统,人们一直坚信国家治理的根基从根本上取决于公众的信任和托付.有些置信者甚至认为,信任之于国家治理,犹如空气之于人的呼吸和命运.
从实践看,信任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主要通过两个层面展现出来.一方面,促进良好的政社互动.良好的“国家-社会”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历经不断探索,人们逐渐认识到良性互动的“国家-社会”更加契合当前中国的实际.因为“社会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可以引入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同时也需要强调国家干预调节的合理限度”[3]（pp.1416）.更何况,“国家和社会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实体,它们在交换中相互赋权和变更行动边界,国家和社会之间是一种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关系,良性合作是可欲可求的”[4].合作互动既可以减少现代国家治理的成本,也有助于凝聚现代国家治理所需的智慧.既然要建构良性的互动关系,自然离不开互信.脱离互信,合作、互动自然是“空中楼阁”、“镜中花”、“水中月”.因此,反过来讲,如果能合理地建构信任关系,现代国家治理所需的政社互动则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能降低治理过程中的内耗.同任何经济行为一样,国家治理也是需要投入的,需要耗费一定的成本.但是,理性的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将成本、内耗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要有效控制成本、消除内耗,根本之策不是依靠武力,而是寻求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二、制度化不信任：现代国家治理的客观场景
尽管信任之于国家治理须臾不可或缺,但现代国家治理中存在着一种信任张力.“信任文化的出现恰恰得益于 建构中的制度化的不信任. 秩序的大多数构成原则都假定一种制度化的不信任,即它们为那些承受风险的信任者提供了某种防范和保证措施——它们不仅能够抑制被信任者‘背信弃义’的动机,而且当失信行为业已发生时,它们还可以进行纠错.在这种情况下,自发的、普遍性的信任文化就很有可能萌发.简言之,制度化的不信任程度越高,自发信任的水平就越高.”[5]
实践表明,“不信任不是信任的对立面,而是一种态度；以这种态度,认知假设不断地被检验和细查,它调节信任的分配.这种态度以及源自这种态度的实践（例如调查性的报刊文章、公众听证或者反对党的竞选运动和活动）在一个 政体中是必要的,以便证实那些被证明为能经得起不信任和经不起不信任的核心假设.一种政治制度,如果不信任在其中容易被表达和听到,而且其假定的理由容易被公平地评价为有效或者被驳倒,那么由于这种透明性给公民们提供的保证,它值得信任”[6]（pp.7071）.从制度化不信任之必要性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创造一种环境使人际信任最大化,并能够使公民对商业和政府的信任保持在一定的水平,那么解决这种困境的方法就是制度化不信任.制度化不信任并不意味着培养对制度的不信任,它是指运用合理的制度设计原则使制度能够监督其他机构的权力”[7].通过制度化不信任设置,既可以为施信者提供保障,也可以为背信者设置矫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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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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