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清末革命渊源和异化考论是关于异化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生活中异化的例子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收稿日期：2011-11-26
作者简介：董佳（1980-）,男,山西太原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北京,100872.
摘 要：20世纪初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政府的不良施政及其对危机事件的不当处置,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社会民众对官方的强烈不满,革命形势日渐成熟.辛亥革命虽成功推翻了旧政权,但革命毕竟是一项全面、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除造成权力的转移外,并未给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带来新的变化,革命发生异化.而社会的被边缘化也埋下了革命在建立政权后即告终结,革命无法继续深入的历史注脚.
关键词：清末革命；革命缘起；革命动员；社会 ；革命异化
中图分类号：K25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155-04
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的全面的剧烈变革,革命是由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领导并旨在反对现存体系、推翻旧统治阶级的有意识的集体暴力行为.其产生一般源于政治危机,而这些政治危机又源自于国家制度结构和全国形势的变化.显然社会发展程度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较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爆发革命.由于公民法律意识、政治参和意识及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民众对现代化的期望值和国家现实状况之间的不平衡所导致的社会能量无法释放,使民众极易将他们的不满诉诸社会冲突行为,酿成严重的暴力对抗.事实上,处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激烈碰撞的社会转型期.晚清社会的剧烈变动带动了社会分化、流动和民众政治意识的加强,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身所处的政治体制,渴望参和政治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清王朝脆弱的政治整合能力和政治吸纳能力,使官方无法适应这一变化.在社会失序的混乱转型中不断生成或游离出的社会异己力量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宣泄的情况下, 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后迸发出来的结果,便是清末革命运动的发生.1911年的山西革命便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一、 革命缘起：社会不满和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危机
革命常常被反对它的人视为是一个人为制造地、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的社会传染病.但如果革命真是一种社会传染病的话,那么对付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免疫而非手术.因为社会内部而不是外部才是导致革命产生的基础.［1］它不取决于某支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一定社会结构下某一历史时刻多种社会因素复杂交织的后果.那么,造成清末革命的原因是什么呢?表面看官场腐败、囤货居奇、过分抬高物价、沉重的赋税及对外丧权辱国都有可能,但根本上却取决于中国数千年来封建价值伦理和社会结构极为稳固的国家特质.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导致旧秩序难以通过不断的演进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一旦它必须要适应“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这个新环境时,旧秩序不得不在猝然间被迫地改变自己,其结果往往会表现为政府的进退失据和社会的普遍不满.当社会的不满情绪开始普遍化时,一个致力于改变现存秩序的社会反对派就会形成.
而要让这种对政府的“不满”发挥作用,现存权威是否丧失统治的合法性是关键.在过去,传统道德伦理、君权神授和社会依附为威权政府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但在民智渐开、社会流动增加和文化水平提高的年代,这些传统理论统统失去了效力,政府的存续只能仰赖于社会的广泛支持,为此政府就必须能提供足以满足社会所需要的优质公共服务.而一旦旧秩序出现了无法协调的矛盾,社会就会转而接受一种新的可替代性的方案,即从对旧秩序的服膺转向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失去了合法性,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强制性力量来维持秩序.［2］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清王朝这座腐朽不堪的大殿的坍塌是不可避免的.清政府一方面无法制止像瘟疫般蔓延的政府腐败、纾缓国内激烈的社会矛盾,无力抵御外侮；另一方面,近代 思想的传入又使各种偶像和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世俗王权被平等人权和参和政治的主张所消解,导致长久以来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移,即从原来的血缘身份、君权神授,转变为惟有反求诸天下“授权”才成,社会的普罗大众成了历史的主角.［3］因此当旧秩序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无力再维系其统治时,伴随着既有社会系统的危机愈演愈烈,一场以新价值取向为主要内容的革命便孕育而生了.
二、酝酿革命：革命的宣传和动员
在革命的过程中,强大而极具感召力的革命宣传是把一群对社会不满的潜在的革命者紧密联接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一个人若受到某种思想感召并受其感染,他就会变成该思想的信徒,甚至随时准备为了理想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4］为了扩大革命宣传,1905年7月旅日山西籍同盟会员先后创办《第一晋话报》、《晋乘》、《晋阳公报》和《国风日报》等革命刊物.其中《晋阳公报》是同盟会在山西的机关报,《国风日报》虽表面致力于推动清廷立宪,但实际上也是同盟会在北方活动的联系站.和此同时,晋籍同盟会员也为其他革命报刊撰写文章.1906年,景梅九协助黄兴等人出版了《汉帜》并为该刊撰写了题为《清快丸》的小说,后来又在《民报》发表《山西宣告讨满洲檄》.陕西同盟会会员创办《夏声》杂志出版时,景梅九亲笔题写祝辞,两人遂成至交.后来辛亥起义时,陕西民军曾协助山西民军光复运城,结成秦晋联盟.
同时,革命还需要革命者把一盘散沙的社会聚合起来,组成一个团结而强大的组织.如果没有组织,汇集起来的人们就只会是一盘散沙,只能像失去了头羊的羊群而不知所措、寸步难行.［5］从山西的革命情况看,革命党十分重视组织动员.晋北之忻州、代州和五台、定襄、崞县、静乐、繁峙等5县,是当时同盟会最早在山西进行活动并建立组织的地区.1906年经同盟会员梁俊耀动员,当地乡团头领王建屏在忻州领导组织起了一支有四十多支来复枪的武装.盟员石莹、许之翰回国后也利用在地方劝工厂任职的机会,把劝工厂发展成忻州地区同盟会的活动中心.和此同时,同盟会也开始在崞县进行活动,除了对学堂学生进行革命宣传外,还特别注意对下层群众特别是民间侠义组织的引导,在晋北和归绥地区结交了一批绿林好汉.和忻代地区相比,同盟会在大同的活动相对较晚,但发展很快.李德懋在包头、大同、张家口用卖艺的方式发展群众,刘干臣亦以出家做和尚作掩护,暗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10年,同盟会又派刘冠三、段亚夫、王虎臣、寇煜等到大同,先后发展了当地巡警、电报局夫役、退伍军人和绿营军将官入会,加强了对清军和地方民团的策反.归绥道（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西部地区）是清末山西所辖的四道之一,地域辽阔、清廷统治薄弱.1908年,同盟会会员王建屏在萨拉齐、包头等地把咨议局中的十多位议员发展为同盟会会员.弓富魁还通过 的方式结交了不少绿林好汉.李德懋在丰镇亦发展了当地警务长、厅署书启师爷和清兵队长参加革命.作为大多数晋籍同盟会员的故乡,晋南是动员革命的重点地区.1905年留日归国后景梅九就开始向晋南群众宣传改革、劝导禁烟和女子放足,并和李鸣凤在运城建立革命机关“回澜公司”.1909年,经景梅九介绍,李岐山加入同盟会.李氏入会后不仅在晋南各县成立“教育会”,积极发展组织,把运城汇文书局变成当地宣传革命的机关,还和军队中多名革命分子结为金兰之好.
三、唤醒社会：走向革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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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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