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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在追忆往昔生活及感怀人伦亲情之余,又寄寓了自身屡试不第、被拒仕途的凄楚,因而成为感人至深、传诵至今的名篇佳作.原文中有如下一段议论：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有些学者认为这段议论无关宏旨且与上下文间不相联属,有些文章选本甚至径直将这段内容删除殆尽.实际上,无论是从文章结构布局入手,还是从作者情感表达着眼,这段文字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决不能等闲视之.
我们首先从文章结构布局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一说这部分属于全篇“论赞”部分,但这种提法并不确切.所谓“论赞”,本泛指史传中所附的各类评论.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中曾专列《论赞》一篇讨论其源流,清代浦起龙在诠说刘氏之论时云：“论谓篇末论辞,赞谓论后韵语.”（《史通通释·论赞》）可见论、赞本是两种不同文体,且在文中的位置都应是在篇末.前者姑且不论,即就后者而言,在《项脊轩志》中,上引“项脊生曰”一段并不在全文最末,而是在“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与“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两段之间.乍看之下,归有光的行文布局似乎有悖于成规.但细加寻绎,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根据后文所述“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等其后六年,吾妻死等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等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云云,不难发现全篇并非作者一挥而就,而是陆续补写、续写相关内容,在前后间隔了十几年之后才终告蒇事.包括“项脊生曰”一段在内的前半部分,虽然有个别细节应该是后来增补的（例如在提及祖母曾以先人象笏勉励自己时说：“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显然是在祖母去世以后才能有的口吻）,但其主要内容都应该是在嘉靖三年（1524）归有光十九岁时所记（归有光于嘉靖七年与原配魏氏结婚,嘉靖十二年魏氏去世.参见张传元、余梅年《归震川年谱》）,不妨视之为初稿.而后半部分则要到十余年之后才陆续补充完整（关于归有光补记完成于何时尚有争议,此处不拟详论）,这才是最终的定稿.因此,“项脊生曰”一段在归氏十九岁完成的初稿中确实被放置在全文最末,视之为“论赞”也并无不可；但就最终定稿而言,就不能轻易地称之为“论赞”了.
随之而来的疑问也就产生了,归有光在撰写初稿时确实恪守着“论赞”的文体规范要求,但多年之后增补旧稿,为什么没有将原先的“项脊生曰”一段移至篇末,依旧作为全篇的“论赞”,而只是在旧稿的末尾续添上那么一段,以致从文体形式上看有违于常理呢?
考其缘由,恐怕与归有光在散文创作中一心追摹《史记》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从论赞的起源来看,“司马迁始限以篇中,各书一论”（刘知幾《史通·论赞》）,《史记》中不少以“太史公曰”形式呈现的论赞内容大多出现在各篇之末,但也有例外的情况.近人余嘉锡就曾指出：“太史公以篇为卷,每卷自为起讫,即是一篇文字.其间或分或合,或叙事,或议论,本无一定之例.遇其意有所感发,更端别起,则称‘太史公曰’,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本无所谓序与赞也.百三十篇之中,篇末有太史公曰者固多,然孟荀儒林列传在篇首,天官书、外戚世家、伯夷货殖列传在篇中,而篇末无有.循吏、酷吏、游侠、滑稽列传及自序,则一篇之中,前后两见.”（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总论十篇之亡缺第十三》）可见将“太史公曰”部分置于篇末虽然是常规,但并未成为《史记》全书的定规,司马迁有时也会根据实际需要而加以灵活变通.归有光自称“性独好《史记》”（《五岳山人前集序》）,“仆少好其书,以为独有所悟”（《与陆太常书》）,因而寝馈其中,多次评点过《史记》,对其中的叙事技巧及章法布局多有论及,并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加以借鉴,甚至自诩说自己的文章“中间反复致意,自以为得龙门家法,可与知者道也”（归有光《与王子敬》）.后人评说归氏创作,也多着眼于其善于参酌《史记》笔法.如黄宗羲《郑禹梅刻稿序》：“震川之所以见重于世者,以其得史迁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迂回曲折次之.”姚鼐《与陈硕士》：“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不约而同都强调归有光散文与司马迁《史记》在精神、风格等方面的一脉相承.《项脊轩志》“项脊生曰”一段中提及的“蜀清守丹穴”三句所用的典故恰恰又都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因此在文章布局方面有意识地模仿沿袭《史记》中“太史公曰”的处理方式,而不是遵循常规,也就不难理解.
我们再从作者情感表达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段内容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述,《项脊轩志》的初稿应当撰写于嘉靖三年（1524）作者十九岁之际,而从其生平经历来看,正德十四年（1519）应童子试,受到主考官梁鸣鸾的赏识；嘉靖三年（1524）被补为学官弟子；嘉靖四年（1525）以第一名的成绩补为苏州府学生员,同年秋即赶赴南京应乡试（参见张传元、余梅年编著《归震川年谱》）.《项脊轩志》极有可能正写于其参加乡试之际.对于即将到来的乡试,此刻的归有光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无疑正抱着志在必得、舍我其谁的想法,期待着能够一举成功,重振早已中落的家道.这样一种踌躇满志的心态在“项脊生曰”这段议论中也流露出来.文中先叙述寡妇清和诸葛亮的相关事迹,随后又提及自己此刻的处境,身处简陋的项脊轩中,却在左右顾盼,“谓有奇景”.然而“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表面上看似略带自嘲兼自谦的口吻,但若联系到上文言及寡妇清与诸葛亮时说过的“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在他们未逢知音、默默无闻之时,世人并不能够充分了解他们,就不难发现在这背后蕴含着年少人所特有的自信和自许.
然而嘉靖四年（1525）归有光首次参加乡试的结果并未事遂人愿.之后每三年一次乡试,他都全力以赴,却均以失败告终.直至嘉靖十九年（1540）,也就是在《项脊轩志》全篇定稿之后,才终于考取南京乡试的第二名.而在此期间,他先后遭遇了嘉靖十二年（1533）原配魏夫人去世,嘉靖十四年（1535）女儿如兰病故,嘉靖十六年（1537）侍妾寒花病逝,嘉靖十八年（1539）女儿二二夭折等家庭变故.这一系列的不幸,对于归有光无疑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烙下了格外惨痛的记忆.伴随着连续多次的落榜经历,令他深切地体验到人生无常和光阴匆遽,更感受到旁观者所无法体会的屈辱和沮丧.而在时隔十余年之后,重新捧读年少时写下的《项脊轩志》,其巨大的心理落差所带来的失落和痛苦不难想见.但为了实现家人对他的期望,他并没有放弃参加科举考试,尽管时或有些牢骚怨言,但“垂老不肯自摧挫”（《上万侍郎书》）.在对旧作进行增订时,他还是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感,落笔也极为简省,甚至没有将那些透露着年少轻狂的内容径直删去,显然是无比珍视那段值得追忆却已经永远消逝的时光,并试图藉此继续激励自己孑然前行.“项脊生曰”一段议论和之后增补的亡妻生前琐事彼此交织在一起,相互之间构成了一股巨大的张力,将作者那种既自尊自勉又自伤自怨的复杂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倘若不仔细追寻考索其中的缘由,而贸然将之删除殆尽,则作者原本微妙丰富的情感表达无疑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综上所述,《项脊轩志》中“项脊生曰”一段内容充分呈现了作者在谋篇布局以及抒情达意时的特点.对于全篇而言,这一部分并不是无关宏旨的赘疣,恰恰能引导 读者细心寻绎其构思独特之处,更窥见一位作者抑郁哀恸的心灵.对于古人的作品尤其需要具有一种“了解之同情”,这既是对作者辛勤劳动和良苦用心的尊重及体谅,又不至于损害到作品的匠心独运之处.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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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论史记.匈奴列传参彼己意识其文本书写 内容提要：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以“参彼己”意识为匈奴作传，从血缘上认同匈奴与汉族拥有共同的族源记忆，从文化上对比汉匈文化并反观自身，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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