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风景的发现和娜拉的隐喻是大学硕士与本科发现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发现方面论文范文。
1950年代台湾女作家的创作作为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久以来因其疏离于主流文坛的创作姿态而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创作群体,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概括地看,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诸如怀乡主题、女性性别议题、婉约型文体风格等方面.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但将1950年代女作家作为一个处在“流寓”状态中的特殊群体,尤其是将这个群体在漂泊流离过程中如何呈现自身精神构成与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纠葛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来研究似未曾有过.由此,引入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出的“风景”的发现理论,作为一种探究的视角,重新探察这一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在家国政治与个体空间、当下生存与历史记忆、家园与异乡的冲突和缠绕中的精神突围,并由此重新理解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话语建构之于女性的意义,或是一种更为辩证的尝试.
一、“家国”话语系统下“风景”的发现
柄谷行人认为,风景的发现不是存在于直线式的历史中,而是存在于某种扭曲的、颠倒了的时间性中.柄谷行人所论述的“风景”,显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被视为风景的大自然或名胜古迹,而存在于某种理念及其叙述之中,这种叙述是一种“来源于主体的叙述”,而主体或主体性是由充斥着“国家、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诸种力量的“装置”生产并建构出来的,“同时也相应生产并建构了主体的叙述之物”①.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表现文化“风景”的载体,文学是某种特定时期“既定文化的表现形态”,同时也通过“想象来塑造新的文化性格”②.
国民党迁台初期,认为国共内战失势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文艺的不重视,致使以文艺作为工具,进行思想渗透,导致大陆沦陷”③,因此建立强调“战斗精神”的文艺体制,成为国民党当局极为推崇的政治文化目标.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文艺作品大都围绕着“反共复国”的“伪救亡”④政治理念,充斥着对大陆政权的恶意想象.对此现象,王德威曾做过分析：“绝大部分的反共作家,都是四五十年代之交仓促来台的流亡者.他们有的少小离家,有的抛弃妻子,避乱海角,对国家命运的忧疑,未尝稍歇.发为文章,故园之思与亡国之痛竟成为互为表里的象征体系.”⑤也就是说,1950年代的台湾,在动荡时局下产生的政治文化经验,有着某种概念化的普遍性.由此,国民党意识形态倡导下的文艺体制,就成为一种生产性的“装置”,一方面生产“反攻大陆回故乡”的政治理想和集体观念,另一方面也生产一种隐性的个人愿望,使流亡海岛的人生遭际获得一个合理表达和寄托的方式.当国民党“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政治承诺越来越远,“流寓”作为一种切实的生活状态被确立起来,以淡化政治叙事而专注世情表述为主要特征的女作家创作事实上成为“民间”风景叙述的主要构成,也成为由细微处“发现”世界和人生的重要途径.并在实际上改变了台湾的文坛生态.
不可否认,在台湾当局的“重奖”,以及所谓“反共复国”“还我河山”等口号的催化下,家国意识也在迁台女作家的情感认知中滋长.因此有潘人木的《涟漪表妹》、艾雯的《二十五孝》、张漱菡《笑声泪痕怒火》《兽蹄和血债》等呼应国民党政策的小说.尽管她们未必有明确的契合于国民党的政治信仰,事实上也未必擅长政治题材的写作.但“国土沦丧”的意识形态想象、家园残破以及骨肉失散的历史伤痛确实也是她们的叙述、表达的思想资源和情感动力.
事实上,她们创作中更多的是关于童年、亲情、友情、故乡风土民情的记录.比如琦君的文字中总是留存着浙江永嘉的影子,江南水乡的秀美风景、淳朴民情,清雅趣味跃然纸上；张秀亚的笔下,故乡邯郸的田园村落,清泉翠叶、细草幽林,这些充满着地域色彩的故园图景,实际上是记录作家自身生命之源的開始.记忆中生活的地理环境、成长求知的线索,在1950年代女作家的回眸视野中成为生动鲜活的影像,不断在她们流寓他乡的岁月里回放.
然而,流寓生涯中的回忆并不总是温情弥漫,充满喜乐的.在她们的故乡叙事里,若隐若现的则是性别政治的微言.她们似乎在不经意之间触碰到的是艰辛岁月里难以跨越的贫富鸿沟,是男权话语遮蔽下爱情婚姻的真相,是底层女性悲惨各异的人生.
琦君《阿玉》中的阿玉,《橘子红了》中的秀芬、张秀亚,《娥姐》中的娥姐、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秀贞都是旧时代恋爱悲剧的演绎者和承担者.阿玉是二姨娘买来的丫鬟,与三叔彼此倾心,相互爱慕,后被二姨娘发现而强行拆散；秀芬是大妈为大伯挑选来传宗接代的三姨太,她美丽聪慧,与六叔年龄相仿、心心相印,碍于在封建大家庭中的叔嫂伦理身份,这份感情无疾而终.娥姐是乳娘的女儿,与采哥儿青梅竹马,也同样敌不过流言蜚语和世俗的偏见,娥姐的心愿最终落空；秀贞是惠安馆的女孩儿,与大学生思康相恋,违背世俗未婚先孕.思康一去不回,女儿被父母视为奇耻大辱而丢弃.秀贞遭受双重打击至精神崩溃而发疯.
而传统社会里遭受伤害的岂止是这些对幸福抱着痴心妄想的年轻女孩.那些有着“大太太”名分,或恪守着三从四德行为规约的传统妇女,也同样承受着另一种更为隐忍的伤痛.
《橘子红了》中的大妈,斯文、贤惠、能干,因不能生育而遭到大伯冷落.她所有的哀愁都隐藏在沉默里.她给丈夫娶三姨太,是用最委曲求全的方式祈求丈夫回家,最终也未能达成心愿.《兰姨娘》里小英子的母亲,同样也是安守于家庭、以丈夫为天的传统妇女.她目睹着丈夫与兰姨娘的暧昧关系却无可奈何.《烛》里的韩大奶奶为了显示自己“大太太”身份的“高贵尊严”,对丈夫纳妾也无任何异议.但她终究无法违背自己的内心,只能以谎称“头晕”“腿痛”来引起丈夫注意.久而久之,因假戏真做而变成真正瘫痪的病人.
这些受制于“三从四德”封建道德观、价值观的传统女性,或期待男性作为拯救者带自己走出困境走向幸福,或期待以妥协和隐忍成全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婚姻佳话.但无论她们多么小心谨慎,多么克己礼让,她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以“父权”“男权”为中心的权力伦常,而始终无法逃脱被无视、被冷落的命运.她们所期许的“幸福”和“圆满”,实际上从未有任何方式可以抵达.所有这些挥之不去的生存疼痛,不正是启蒙运动之后,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们所竭力要逃脱和反抗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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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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