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九十年代作家身份变换和认同困惑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困惑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人生困惑经典语录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个意味深长的年代.它尚未远去,但已经成为当代思想文化讨论中一个难以绕开的源点,许多问题可以溯源于此,或在此找到重大明显变异的迹象.改革的步伐愈加坚定；中国日益深入世界市场的竞争之中,知识生产和学术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从启蒙的立场后撤,思想讨论和学术表达日趋细分和精密,知识进入了职业化的快速通道.a在此过程中,人文价值共识的松垮形成了九十年代刺目的精神症候,“人文精神大讨论”骤然兴起表明了人文知识分子共同感觉到了问题的压迫性,而它无法导向某种具体价值重建的结局,也拉开了一个认同困惑的时代帷幕.九十年代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他们所熟悉的历史,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或思想的角落,刺出了让人措手不及的尖锐矛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思想生活,围绕着某些重量级的矛盾或对抗展开,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和独立的批判知识分子同时面临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中国政治和文化主体性面临全球后现代转向的挑战；中国的思想话语和制度面临以第二类大众社会为形式的 （市场的商品力量而非革命政党是这一 主要的动员力量）的挑战”,“先前既定的思想和文化政治联盟转变成了新的、时常是料想不到的派别”.b文学在这次文化场域的激烈重组中被抛到了边缘,狄更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颇为精准地形容了大多数作家所面临的境遇.主体的身份问题首当其冲,是否要重新选择自己的身份?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文化身份?选择怎样的自我身份?如何表达自我的身份重建?一系列的文学现象就此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也留下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化信息.
一、奔向体制外的原野：身份自由的诱惑
市场化的兴起带动了文学制度的重构,直接撬动了关于作家身份的规范.在九十年代之前,作家始终被置于组织的体系之内.关于共和国文学的一整套组织体系完整成形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中国 建立并领导文学组织的行动则远比这个时间更早,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例证.1947年7月23日成立于北平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1953年10月正式更名为日后大众熟悉的“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五十年代之后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组织.若论及文学组织建立的构想,1942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足够清晰地表达了文学组织化的逻辑和理由.总之,在五十年代之后,文学制度和政治制度无缝对接,作家的价值立场、文学叙述、身份认同乃至自我想象都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预设.这种规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来自于历史穿过血和火之后的授权,作家的甄别、安置、管理、使用,体现了权力意志的强大和自信.尽管中国作家协会明确属于“人民团体”性质,但在这类组织中担任不同层级领导的作家,都有着官员的级别和身份,也就拥有组织赋予的象征资本.在文学和政治一体化的时代中,这种象征资本传达出政治肯定的信息,赋予作家本人及其文学叙述以鲜明的文化优越性,也提供了经济和物质生活的保障乃至于余裕.在五十年代之前,文学制度提供的经济待遇不单纯以货币形式表现,“供给制”反映出军事化、物质匮乏背景下对作家的特殊优待.共和国成立之后,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历史上首先出现领工资的作家或以作家身份拿工资的人群.”c因此,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等文学组织,就将自己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进程之中,不符合乃至游离于这个大方向的文学叙述动机,首先就必须面对组织的思想规范和自己的生计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组织赋予作家的创作自由是有其政治前提的.然而,随着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市场化进程的全面铺开,作家们逐步感受到了叙述空间的扩大,作为体制人的身份也出现了变化的可能.
组织外的社会空间开始散发出诱惑的气息.意识形态的要求已经降低为一种底线而非设置某种引导性的标高,市场愈发自如地左右着文学叙述的方向,稿酬、销量、读者趣味等词汇重新变得重要.1990年6月15日,国家版权局发出《关于适当提高书籍稿酬的通知》；1992年1月,国家版权局发出《关于颁布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标准式样的通知》,重新肯定了版税制度.到1993年、1994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尤其是作品畅销的作家都普遍要求出版社以版税付酬.d文学刊物作为原先的意识形态阵地,在一九九三年发生了明显的消费化变革.有研究仔细梳理了这一年中各种报刊的扩版和改版：《参考消息》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 《解放日报》 《文汇报》等重量级报刊扩大版面,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广告业提供版面,而纯文学期刊则纷纷转向综合性文化刊物的经营,其实质就是为了增强趣味性以打开销路.济南的《文学评论家》改为《文学世界》；作家出版社新创的《作家文摘》要为读者“提供文化快餐”；《河北文学》改为《当代人》,增设“青春调色板"、“爱情变化球”、“家庭录像”、“新潮一族”等栏目；云南的《滇池》增设“都市风采”、“女性的天空”等栏目.同时,许多报纸开辟了周末版,如《中国文化报》的《文化周末》、《北京日报》的《京华周末》、《中国体育报》的《新周刊》、《中国妇女报》的《伴你》、《北京青年报》的《青年周末》等,都是休闲娱乐的文字空间.e高版酬的心理刺激、摆脱规范的自由想象、独立经营的成就感,使文学从业者脱离组织的生存变得充满诱惑.
一批作家就此奔向体制外的原野,自由成了最鲜明的旗号.翻检一下十来二十年前的文学史记录,作家离职在九十年代似乎成为风尚.1992年4月王小波辞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的教职,成为自由作家.同年,供职于安徽省作家协会的潘军挂职停薪下海南.韩东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后在西安、南京两地大学教过马列主义,也在1992年辞职.余华1993年8月调离嘉兴市文联并定居北京,开始职业写作,同年辞去公职的还有陈卫和后来创办“长安影视公司”的杨争光.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的朱文在1994年辞去公职,同年辞职的还有在华艺出版社工作的丁天.吴晨骏于1995年底从电力研究所辞去公职.1996年李冯辞去广西大学的教职.1994年调到河海大学任教的朱朱于1998年辞职.在九十年代有过辞职经历的还有西飏、张旻、魏微、王小妮、徐敬亚、刘继明等作家.f如果稍微把时限放宽一些,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离职者,如2001年北村从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离职成了独立作家.虽然不能完全依赖作家自述来判断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但如果有较多的作家自述都表达了某种近似的立场,那么至少这种作家的主体姿态在当时是存在的.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就是离职作家们对自己行为给出的共同性解释.韩东的说法带有强烈的反抗色彩,“就是在一个体制下生活,有人管着你,这个很可怕,还有什么上级下级,有领导,还要开会,还要守纪律,要为一些非常虚无的事情浪费生命.这些事情我觉得和我的天性不相容.”g朱朱则认为公职所具有的道德压迫感和官僚习气令自己无法忍受：“如果在一座大学里面不尽职的话,很明显的对自己构成一种道德的压力,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另一方面,我对这座大学给每一位教师设定的环境感到失望,他们的任何合理要求终将去面对一种很冷漠的官僚的产物,在这个现实里你感受自己早已死去,但你又是最后知道这个噩耗的人.”h王小妮的解释很简单,“原先我是在一家国家级的电影制片厂工作,本来是不错的.突然有一天,单位要求坐班,我就受不了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自由惯了.”i吴晨骏以“价值观不同”概括辞职的缘由,“可能不管怎么样都不行吧.主要可能是价值观不一样吧.”j吴晨骏暗示,单位的“价值观”至少构成了对写作自由的无形压迫.李银河认为“自由度”只是王小波辞职的数个原因之一,“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经济情况允许,出国有一些积蓄,另外没有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其次是和个性有关,在单位人际关系不容易处好,在大学任教,课时不多,每周也就几节课,但他还是觉得和创作互相打扰.辞职就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有了自由的创作空间.”但正是辞职造就了后来的王小波,“辞职以后的五年,是他一生中精神最为愉快、创作最为丰富的一段时期.没有了束缚,可以独立思考.”k诸多离职的解释中,数西飏的最为模糊,但也不难体会到对“管束”的反感：“我曾经一直尝试工作,但最后没能坚持下来.当然,我最后辞职还是有些偶然.原来作协给了创作假,每月领150元,单位可以不去.但后来单位不同意我请创作假,勒令我回去上班.当时我想我这人早晚是要辞职的,长痛不如短痛,于是就一刀两断了.”l原因有差异,情绪有强弱,但“自由”始终是这批作家谈论离职时绕不开的主题.有趣的是,离职的作家们基本都是通过描述对不自由的不满来反证自己对自由的向往,这样的修辞策略体现出了“自由”观念背后隐藏着的反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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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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