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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遭受的鄙夷和敌视,源自它的试图改变.西方本土的汉学家曾深深地向他的人民致歉,因为他所提供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二流乃至三流的.这些文学已不复再向他们提供浓郁的异国情调,唯一还对他们具有吸引力的是中国的“政治美德”①.施耐德那首著名的诗可援以为证：
,你应当戒烟
不要理那些哲学家
建水坝,种树就好
别用手拍死苍蝇
等
你不需要炸弹
继续耕你们的田.
写写诗,游渡大江.
那些蓝色的长袍好极了.
别射杀我们,我们喝酒去吧.
等着
瞧.②
尽管谢和耐（JacquesGernet）曾宣称：“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在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③但颇具反讽的是,同其他汉学家一样,谢和耐本人所进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就如周蕾指出的那样,仅仅只是着眼于那些现实的、非幻想层面的议题,而非充满 及矛盾情感的中国世界.他们从未曾用非实用意义上的复杂度来阅读中国现代文学.④
不可否认,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曾受惠于西方,但是否这就意味着此类作品真的就此沦为西方文学的附属品、次生物,因其丧失的个性及历史,而要永远等候西方的裁决?
也许盖棺论定仍为时尚早！起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界就开始有学者,特别是华裔学者展开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研究,力图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学自身的丰富性,挑战西方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傲慢和偏见.其中夏氏兄弟,李欧梵、王德威等人居功甚伟,而后起的刘禾、周蕾、王斑、奚密等人更是功不可没.他们的研究成果非但在国外造成轰动,更是极大地推动了80年代以降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
然而,尴尬的是,这些学者长期以来在国内背负着“自由主义思潮”产物的名号,他们的研究成果被视为“挟洋自重”和“二元对立”模式在学术研究上的表演.尽管有像王德威者反复强调,其研究并无意要回到理想主义式的位置,或因此玩弄解构主义式正反、强弱不断易位之游戏,而是自处于“弱势思想”,借拼凑已无可认记的蛛丝马迹,描画中国文学繁复的精神图景⑤,但是这样的误解仍深植人心.
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遭受的不公待遇及华裔汉学家们两难的处境,正不断敦促我们对这些研究作出更为理智的分析.争辩问题莫若回到问题,重新阅读这些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成果,也许是我们最好的起点.除开刘东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由季进、王尧两位先生主编,囊括了周蕾（《妇女和中国现代性：西方和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和政治》）、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和实践》）、张英进（《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刘剑梅（《革命和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和主题重述》）等五位华人学者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的第一辑,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本文想就这五本书作集中讨论,以期回应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优势及问题,洞察和不见,以及这些作品本身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产物,到底存在哪些特点和不足.
一、界定现代
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说明.第一是边界的移动；第二是新的作家、作品被不断发掘；第三则是新的研究思路及方法得到应用（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专门讨论）.
就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而论,这一辑作品所论述的畛域显然突破了三十年的定义.奚密的论述把“现代”的起点放在了1917年,而其下限则被延伸到了80年代的后朦胧诗时代,其时间跨度为七十年；张英进关于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也被纳入此一领域,可见编者所理解的“现代”是意图打破以政治事件为切分的理路,而将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王斑、刘剑梅两位的讨论就直接以“二十世纪”作为限定.加之先前王德威、陈平原、陈思和等人关于“晚清”“文学整体观”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也许我们可以清楚地领会,将晚清以降的整个中国文学实践视为现代事件,主要是想和之前的文学,即传统文学间构成一种巨大的对话关系.其意图不在断裂,而在于展示两个老生常谈的论调.
其一,就是传统和个人能力之关系.在艾略特看来,个人无法单独构成他的意义,他必须在一个同时并存的文化序列中,鉴古知今,融会贯通.亦就是要在“影响的焦虑”中实现“原创的幻觉”.而针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跨文化语境,奚密更是提出了传统重现于现代的两种面貌.“第一,传统预先设定了现代诗人如何接受和修订外国影响的倾向.等第二,传统‘面具’作为一种反讽手法,召唤传统是为了批评颠覆传统.”⑥传统既作为“偏见”,同时又充当“起点”.刘剑梅关于“革命加恋爱”母题的讨论,也应看作是传统的延续和筛选,而其在不同时代、不同性别、地域作家笔下的变奏则可以解读为对传统的“颠覆”.当然,它也导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个观点,即文学是种族的、时代的、个人的产物.
杰姆逊（FredricJameson）曾经不无偏见地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现代性”“印度现代性”,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单一的现代性”,即“欧美现代性”⑦.周蕾援引了三好将夫的观点,对此提出异议.她认为只需将引文中的“日本”替换为“中国”,问题即可得到澄清：
排外主义和本质主义是以族裔为中心且运作于想象层面,本身既不恰当也毫无理据等日本文学就像任何其他的国族或地域产物一样,唯有和时空局限相关联时才得以被定义.其或许特别显著地被当成“日本的”；但是在形构上却毫无形而上的神圣或绝对意义.牢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等同于我们新近批判企图对西方准则进行去普世化和独特化的任务.⑧
这种刻意强调区别的做法,并无意要为中国文学挣一个“另类现代性”的名号,因为诚如刘剑梅指出的,对“现代性的恋物癖”本身就容易掉进东方主义的陷阱⑨.可是唯有指明中国现代文学有其独特的时空特色,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丰富性.否则,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以为重述主题的出现,仅仅只是对过去文学的搬演.言外,对“另类”之强调,目的不在共时意义上的中西对抗,而在于言说历时维度上的前后更迭.
再次,从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其论域越来越宽泛.一方面,它的研究已经脱离传统文本的定义,而成为多学科的文化操作.无论是张英进的电影研究、王斑的 美学讨论,还是周蕾的后殖民研究,及刘剑梅的情感社会史解读,都突破了原先的作家作品论、时代关系论,而把触角伸向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不再囿于纸质产品和传统文类,而涵盖视觉（电影、电视）、听觉（流行歌曲）、媒介（网络、电报、书信）等其他一切相关的“社会想象”.虽然,文学和电影、美学、音乐各学科间的姻媒关系早为人所重,但是,直接突破这种关联而将其囊归旗下的做法,是否又会大而无当?将文学研究等同于文化研究,是否会导致对文学独特性的遗忘,并最终带来对其合法性的质疑?这些问题或许亦值得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象的丰富,另一方面源自新的作家、作品被不断发掘出来,特别是港台作家开始进入我们的讨论视野.奚密对现代汉诗的探讨,引述了如下一批诗人,他们多数来自台湾,对一般的读者而言,都比较陌生：王小龙、黄龙杰、林泠、方旗、张错、夏宇、朱大枬、徐玉诺、杨泽、杨唤、覃子豪、商禽等应当看到,奚密之所以会做出这些选择,并非出于刻意求新,以边缘对抗主流的意图,而在于她出身台湾、受教美国的学术背景及阅读经历.这正好回应人们对其自由主义思潮的诘问.他们的疏离和边缘,在于他们所能掌握的材料,而非主观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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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重写历史 維多利亚·薇薇安斯1 85米 后卫 密西西比州大在斯科特中部高中读书期间，维多利亚·薇薇安斯以5745的总得分，打破了密西西比州的高中得分纪。
2、 新批评派重写文学史运动 摘 要：英美新批评派崛起于重新确立文学经典的重写文学史行动。T S 艾略特倡导以17世纪玄学派为代表的新型诗歌样式，其目标是推翻19世纪以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