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当代中国政府回应性的逻辑: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是适合逻辑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逻辑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西方政治理论认为,政府的回应性源自于普选式的,赢得选票的压力促使政府致力于回应至少是平衡不同群体间的各种诉求,循此逻辑,选举效能不足的体制并不具有回应公民意见的充足动力.然而,来自中国的政治经验表明,在非西方的体制下,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回应民众诉求方面也可以有很强的动力,甚至回应的效率并不逊色于西方政治体制.此种看似吊诡的政治现象客观上存在着深刻的政治与社会根源,分析发现,改革开放后四个方面的政治变化促成了非西方体制下的政府回应性,即意识形态的世俗化转向、执政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制的变化以及层级制带来的圈层治理结构.虽然上述政治性变化促成了政府的回应性,保证了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弹性与活力,但也存在明显的效用边界.
关键词：回应性；合法性；执政基础；绩效考核；圈层治理结构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2-0030-10
作者简介：王军洋,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胡洁人,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山东 济南 250100）
西方政治理论认为,政府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选出的政府在选票的压力下反过来回应公民需要,這是西方政府回应的理论前提.按此逻辑推演,非西方体制下的政府在理论上并没有回应公民的动力,但这一广受认可的观点并没有在中国政治运行中得到体现.一方面,党政部门有强大意愿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公民的实际需求,为此特意建立了大量的政府领导的新闻与决策咨询等内参系统主动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搜集民意①,这些机构利用自身的信息实效优势,通过遍布全国的记者来了解实际状况,汇编信息送达各级党政决策部门参阅；同时,全国的各种研究机构也利用自身的人才与知识优势,在各个领域撰写专业研究报告,向党政部门提供咨询.另一方面,政府不仅有意愿搜集民意,同时也有着强大动力回应公民的各种需求.在当下中国,每年因为各种原因发生相当数量的件,政府部门在对超过90%的此类事件中都采取了容忍态度或者做出了让步Yanqi Tong and Shaohua Lei, Social Prote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3-2010： Transitional Pains and Regime Legitimacy, Routledge, 2013..不仅如此,政府部门在处置事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失职官员进行惩罚,轻则党纪或政纪处分,重则开除党籍和公职和国务院从1995年至2004年发布的八份《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通报》..从2005年的定州征地事件到2013年的启东环境事件,无不是在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处置,不仅按照者诉求停建了涉事项目,还对其中涉嫌失职的官员做出了包括免职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严肃处分,其对民意的重视程度和回应的效率甚至超过西方政府唐文方：《政府为何会在民意面前让步》,IPP评论,2016年7月8日..那么,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究竟是何种原因让中国政治体制对回应民意更为积极?与地方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是否存在差异,又存在哪些差异?本文通过回顾中国自建国后政权合法性的变迁,和对和地方政府在回应动力上差异的分析,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绩效：建国后合法性来源的变迁
在每一个国家,执政者都需要说明为什么是这个组织或个人而不是其他组织或个人掌握国家权力,以此证明执政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每一个政权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当执政团体获得人民的自愿拥护时,其统治才会具有效力,社会也才能保持稳定,而“缺乏合法性,任何系统都不能延续,至少不能延续很久”[美]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合法性固然重要,但不同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却有很大区别,传统、宗教、意识形态或者民族主义以及韦伯式的“法理型权威”都可以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同时,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迁和政权改革等都会出现很大变化,或者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合法性的来源结构是多元的,相互之间相互补充.
中国自1949年建政之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方针,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大力推动公有化,并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国家统筹；政治上推动党政组织全方位下沉,编织密集的单位组织网络,将整个社会纳入到国家范畴之中；思想上通过反复的群众运动强化对共产主义的绝对信仰,结合以消灭剥削和按需分配的平均主义内容,使公民彻底内化为国家的一部分[美] 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金光耀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5页.,在此基础上,执政党全方位建构了意识形态式的合法性.区别于法理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并非通过满足公民需要并通过法定程序而实现,而是通过根据某种理想的政治图景来塑造公民需求以使之适应现实政治需要而实现的王军洋：《稳定的逻辑：社会状态的政治区隔及其类型演化》,《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3期..
但是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执政的合法性结构,将政权对公民的回应方式从理论回归到了现实.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重新确立了自主经营的小农经营体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迅速解放；城市民营经济的合法化推动了大规模的公民经商,全体民众沉浸在发财致富的冲动之中.城乡改革颠覆了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国家开始从私人领域和市场领域撤退,社会空间得到重建,市场力量开始取代之前的国家组织体系来引导社会和公民行为.与此同时,随着严格的社会组织体系的解体,附着其上的意识形态也陷入困境,社会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度越来越低,一度出现“三信危机”徐非光：《就“热”对邓力群同志的采访和对话》,《中流》1991年第12期.,意识形态也越来越难以整合社会以生产合法性,国家亟需开拓新的合法性来源Feng Chen, “The Dilemma of Eudaemonic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Polity, Vol. 29, No. 3, 1997, pp. 42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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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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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和逻辑思路 摘要：简要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之争，提出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危机与范式转换，并基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视野梳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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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让威权政治有效运行当代中国代表制度和回应机制 该书作者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和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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