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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8日,正逢中秋节,我应邀参加《“甲午同庚千龄会”甲午纪念展》开幕式.因允诺届时要讲几句话,我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些准备,翻出二十年前在《上海文史》 （1992年第3期）上编发的“甲午同庚千龄会”（简称“千龄会”）会友后人孙树棻先生写的文章《“甲午同庚会”始末》,以及新近的《世纪》（2014年第3期）发表的“千龄会”发起者后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名慈先生的《父亲李祖夔和“甲午同庚千龄会”》两文.没想到,孙树棻先生文中的一段回忆差一点让我闹笑话.
当年郑午昌、梅兰芳、周信芳、吴湖帆等上海二十位各界社会名流在国难当头之际组织“千龄会”,意在表达他们浸染于血液中心忧天下兴亡的爱国情怀.“千龄会”成立于1943年中秋节,定在这一天成立,寓有深意.据孙树棻说,他父亲孙伯绳是“千龄会”的发起人之一,该会全体活动只搞了两次.为何后来没有继续呢?原因是这二十人当中出了一个汉奸.1945年初,汪瓞长（士沂）赶末班车做了汪伪政权的浙江省财政厅厅长,抗战胜利后即以汉奸罪被捕受审.这么一来,大家觉得再聚会就没意思而中止了.这个姓汪的是他父亲孙伯绳的表弟,当初为了凑满千岁,尚缺一人,孙就介绍表弟入会.为此,大家后来对孙介绍汪入会有些怨气.周信芳先生在1956年对孙树棻先生说：“都怪你父亲,把那个姓汪的拉进来,使大家大为扫兴.要不然,那每年一度的聚会至少还能保持到上海解放呢.”
孙树棻先生记述父辈往事,娓娓道来,无疑是第一手材料,看似具体翔实,可信度高.但“千龄会”果真因汪瓞长而中止活动了吗?我因没在其他文章中见有相关的记述,颇为疑惑,心想明天汪瓞长后人可能参加开幕式,给人家脸上贴金后人皆大欢喜,但如要说人家祖上是汉奸,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说错,岂非自找臭骂?故第二天提前到展览厅,先看“千龄会”会友的介绍,汪氏其人的生平因资料匮缺竟无片言只语.后来见到热心参和展览策划的李名慈先生,我就跟他提起汪瓞长做汉奸事,他说他不知道这事.此时,孙树棻所言的真实性更引起我的警觉.再后来,我看到了在玻璃柜陈列的“千龄会”历次活动签到的长卷影印件,证实了我的怀疑并非多余.
这份影印件的原件弥足珍贵,据称当年由周信芳保存,现珍藏于上海京剧院.我不清楚这份签到的长卷为何由周信芳保存,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周信芳是“千龄会”的核心人物或积极分子,所有雅集,他仅缺席了一次.从雅集的签到显示,前后雅集共有十二次（包括成立会）,其中抗战胜利后有八次,汪瓞长每次都出席.“千龄会”成立时约定每年中秋节举办雅集,事实上,从第二年开始,一年两次有雅集,1947年甚至在2月、8月和9月举办了三次.“千龄会”最后一次雅集的时间是1948年9月18日.有趣的是,雅集每次变换地点,大家最为熟悉的有梅兰芳寓所梅花诗屋和吴湖帆寓所梅景书屋.
显然,孙树棻先生回忆“千龄会”的诸多细节和历史真实相去甚远.我讲述这段差一点儿上当的故事,并不是要否定回忆录对认识和研究历史的独特价值,只是看了本期过传忠先生的文章,呼应一下他对回忆录的看法而已.
（201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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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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