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任鸿隽和四川大学（连载）是关于任鸿隽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任鸿隽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一、任鸿隽的科学思想与教育主张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今属重庆）.他从小勤奋好学,于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考取秀才.废除科举后,他顺江而下去了上海,进入中国公学深造.中国公学是由当年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其中有不少革命党人.任鸿隽入校后与该校学生胡适、朱经农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东渡日本求学,其间,他除了旁听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座外,还考入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任鸿隽立刻回国,担任了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为孙中山起草文稿并协助处理政务.袁世凯上台后,他去北京政府当过秘书,但由于厌恶官场生活,再加上学业未竟,又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的身份赴美国留学.初到美国,他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在感受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同时,也认识到科学的真谛.
任鸿隽对科学的理解和阐释与教育密切相关,其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是科学的起源.许多人认为,学习科学知识就是为了报效祖国、振兴中华,但是任鸿隽却不以为然.他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固然是因为没有科学,但是却不能把科学与这类功利性目的联系在一起.因为真正的科学家,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人,就不是为名利驱使,而是为好奇心引诱.这也是科学首先出现在西方的主要原因.相反,如果仅仅是为了外在的功利目的而不是为了内心求知的需要,科学是不会产生、也不会健康发展的.”这些论述提醒我们：如果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的手段,或者是改善生活的工具；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追赶西方,却又不晓得科学的起源和科学的真谛,其结果只能是像洋务派一样,陷入舍本逐末的老路.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当年自己为了革命、为了制造炸弹而选择化学专业也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注意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长大后就不会有研究科学的内在动力,也不会把科学引向健康之路.
第二是科学的精神.任鸿隽说：“所谓科学精神,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已,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希望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要“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至于）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也把科学精神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认为,要想在科学上有所成就,就必须有“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的科学态度”.这正是我们的教育最需要、也是当今社会最缺乏的东西.
第三是科学的功用.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把学科学、学技术当作捞取功名利禄的一块敲门砖,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特别是那可贵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则根本不顾.任鸿隽说他们是“为利而学”,而不是“为学而学”.这种状况是中国科学事业举步艰难、发展缓慢的原因所在.另外,任鸿隽还反对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他指出,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不是科学家的最初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重技术而不重科学,就会重复洋务运动的老路.后来,任鸿隽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却几乎无人问津,便感到我国科学面临着重大危机.他告诫大家：“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如果在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还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应该享受特别保护.
第四是科学的教育.任鸿隽对教育问题特别关注.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籍科学家葛利普先生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99%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任鸿隽指出,一个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十年二十年艰苦努力,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他强调：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要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大学生只有懂得这个道理,养成研究习惯,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为此,大学教师必须在独立研究中,对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对学生产生好影响.他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第五是教育与独立.1932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任鸿隽夫妇参与其事,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任鸿隽那两篇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值得注意.文章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因此他认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独立评论》,第三号第13至14页）.
二、国立四川大学的艰难诞生
任鸿隽1918年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商务印书馆编辑、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等职务.直到1935年他担任四川大学校长后,才有机会为家乡服务.
四川古称巴蜀,其教育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景帝时代.当时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办学育人,使“文翁之教”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四川成立锦江书院,为当地最高学府.同治年间,张之洞主持四川学政,认为该书院以八股文为敲门砖,不符合时代要求,又创办尊经书院,鼓励学生专攻经史,从学问的根本入手,培养良好学风.此外,该书院还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计划开设天文、地理、算学、格致等课程.但由于风气未开,条件有限,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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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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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的机器人（连载） 第四章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提醒自己，要更大尺度尽可能地彰显文学性，让写实这类书天然的弱项得到弥补，当然是有效的天成弥补，而非死拉硬。
3、 严打·一九八三（连载） 从1983年开始的，为期三年三个战役的全国性“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是继1950年至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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