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是关于生态环境效应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生态环境效应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从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转变与生态环境质量三者间相互作用出发,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方法对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形成机理进行深入解析.在此基础上通过AHP层析分析法主观赋权、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构建,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展开测度.结果表明,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均对承接地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通常承接国外产业转移负面效应相对较大;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即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正逐年减弱;但各年度指数基数值依旧维持较高,表明皖江城市带产业承接的生态环境压力依旧不容忽视.
关键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生态环境效应;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055-007
伴随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有序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下简称皖江城市带）在积极承接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转移、创造明显经济收益的同时,也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连锁冲击.[1]统计资料显示,作为全国首个获批复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近年来皖江城市带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幅均领先全省,产业承接态势良好.[2]其中,2013年皖江城市带生产总值达12555.5亿元,比上年增长11.3%,增幅比全省高出0.9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9652个,占全省比重约为63.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859.9亿元,占全省的68.5%,比上年增长14.6%.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谋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产业承接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制约包括皖江城市带在内的整个中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健康、稳速发展的关键因素.[3]大力推进各项经济指标与生态环境质量同步提升、努力实现承接产业转移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逐渐上升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4][5][6]
关于产业梯度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影响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大多从国际产业转移角度展开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各国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跨国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及“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正确性检验等问题[7][8][9].Walter （1979）和Oates （1992） 最早提出“污染避难所”假说.然而技术方法等局限及测度计算等误差使得争议的存在不可避免,Bauml and Oates （1998）、Akbostan Ci （2007） 等学者先后通过理论或实证检验了假说合理性,而Wheeler（2001）、Liang F.H （2005） 等学者却持有相反意见.国内学者研究方向大多集中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产业承接模式创新以及承接地政府政策导向等方面.陈刚、张解放（2001）运用C-D生产函数将区际产业转移经济效应分解为优化、扩大和发展三个效应源.[10]刘友金、吕政（2012）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与实践的现实矛盾出发,提出创新产业承接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11] 程李梅、庄晋财等（2013）通过案例分析指出产业链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均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陷阱”突破提供路径选择.[12] 而类似于何龙斌（2010）关于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困境研究则较少涉及[13],可见这一领域研究价值依旧存在,而且这方面研究在现阶段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为主线,首先从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转变与生态环境质量三者间相互作用出发,对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形成机理展开深入解析;在此基础上借助AHP层次分析法主观赋权及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构建,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展开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形成机理
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在积极承接西方发达国家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必然伴随当地原有产业结构转变[14];由于不同产业结构污染密集度及其相关政策倾向、监管力度等存在差异,进而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15][16],即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始终存在.以下主要就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转变与生态环境质量三者间相互作用展开深入分析,整体解剖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形成机理.
首先,承接产业转移必然伴随产业结构转变.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类型产业项目逐渐转移进来,与当地产业融合发展,伴随相关产业竞争优势日益突显、技术水平日益提升、绩效差距日益拉大,承接地原产业结构将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变.[17][18]而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转变相互协同演化,既可能带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积极效应,又有可能产生要素配置失衡、经济发展停滞等消极效应,其间呈现鲜明的非线性逻辑关系及路径依赖.[19]通常情况下,这一效应结果不仅取决于各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等客观因素,还依赖于转移动机、承接意愿等主观因素及政府政策导向等环境条件.胥留德（2010）在其研究中曾将产业转移涉及的产业总结为四大类,分别是淘汰产业、濒危产业、废物回收加工和资源开发项目.[20]可见,发达国家或地区受自身利益驱使,大多优先考虑将污染型传统产业转移出来.而承接产业转移对承接地来说既是一个招商引资的过程,又是一个推进资源配置合理化、区域分工专业化的过程.[21] [22]为最大限度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外部投资倾向于在其具备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集聚,因而为推进承接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转变,必须严格设置准入门槛、科学选择产业项目、明确把握承接重点、逐步改善融资环境.[23]
其次,产业结构转变必将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各产业本身要素配置密集度、资源利用效率、技术工艺、生产集约化水平等存在差异,第一、二、三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24]在此基础上,伴随区域产业结构转变,三次产业按特定比重、分布重新组合,直接关系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或恶化.此处我们采用图1所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加以分析.EKC曲线通过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指出环境污染程度与产业内部结构高度化水平之间呈倒“U”形曲线关系.[25]工业化初期OA段属于轻工业发展阶段,呈现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此时第一产业占主体,第二产业中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污染密集度整体偏低.伴随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类型演变为AB段的“二、三、一”结构.此时为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份额下降,第二产业中石油炼焦、煤炭开采、金属冶炼、钢铁化工等资源密集型重工业占据主要比重,在创造明显经济收益的同时,生态环境压力加大.工业化后期BC段产业逐渐趋于电气化、信息化,呈现鲜明的“三、二、一”结构,这一结构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最优结构,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最优结构.[26]此时第三产业上升为主体,第二产业中新材料、新能源、计算机、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不断涌现,区域环境效益得到强有力保障,生态环境质量趋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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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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