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国效应与其作用机制是关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市场融合,使企业拓宽市场边界,实现企业和国家的市场规模扩张,有利于大国经济效应的发挥.基础设施之所以能够扩大企业的市场边界,原因在于基础设施降低了运输成本,使得整体市场规模比原先没有基础设施时的市场规模更大,这为大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关键词：基础设施；大国效应；市场规模；运输成本
一、引 言
大国因其“大”而成为一种优势.大国经济的发展相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二十世纪十年代以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4个新兴大国经济几乎同时崛起,这应当不是偶然的事情.如何理解大国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新兴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指出,市场规模是大国经济优势的重要来源,这其中,市场交易成本、经济结构差异和国家开放程度是大国效应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李君华和欧阳峣,2016） [1 ].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World Bank,1994） [2 ],基础设施作为经济活动的“齿轮”,提供了经济活动最基本的服务,为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便利,通过联结市场来促进贸易,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保护环境.同时,基础设施投资直接增加了就业,并且可以为落后地区带来先进技术、资本,联结性基础设施还便利了劳动力转移,产生有利的收入分配效应.事实上,新兴经济体政府将大量的支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而发达国家也正经历基础设施升级的过程.在2016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号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大推进（Big Push）,以避免出现萨默斯等人提出的长期经济增长停滞（IMF,2014） [3 ].此外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将其70%的贷款投入区域基础设施当中,而刚刚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单从其名字便可窥知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中国政府所倡导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则更是与基础设施密切相关.
具体地,我们关注基础设施在中国这一发展中大国中的经济效应.之所以关注中国,是因为在由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基础设施投资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基础设施投资仅占GDP的5.44%.2010年,这一比例增长了两倍多,达到18.19%.这两倍多的增长放在中国年均将近10%的经济增速的背景下则更令人瞩目.
那么,基础设施在大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发现,基础设施可以促进市场融合,使企业拓宽市场边界,实现企业和国家的市场规模扩张,有利于大国经济效应的发挥.紧接着,本文进一步探究基础设施扩大企业和发展中大国市场规模的内在机制.基础设施之所以能够扩大企业的市场边界,原因在于基础设施降低了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企业可以将产品销售到原来销售不到的地方去,使得整体市场规模比原先没有基础设施时的总市场规模更大.由此,本文揭示了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大国中的重要作用,并与以往大国经济效应的研究遥相呼应.事实上,根据以往研究,市场交易成本是大国效应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李君华和欧阳峣,2016）,而运输成本显然是市场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本文的研究,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地降低运输成本,进而扩大企业和国家的市场规模,这为大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相比以往研究,本文也在实证策略上进行了突破.首先,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为微观工业企业数据以及城市层面的基础设施数据.往常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常采用加总数据的方法,例如一大批文献顺着Aschauer（1989） [4 ]的思路,直接估计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然而,分析基础设施的经济发展效应时常会面临诸如反向因果等内生性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也会对更高水平的基础设施产生需求,因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既可能是因,也可能是果,很难在加总层面上对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做比较清晰的检验.因此,从微观企业层面来探讨基础设施与企业运营的关系,有助于缓解反向因果问题.其次,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也使得企业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减小了估计的遗漏变量偏误.事实上,宏观政策到微观企业的传导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拟自然实验的方法进一步消除了基础设施内生性的干扰,即根据行业或企业的不同特性,讨论基础设施在这些不同企业属性中可能发挥的不同作用.一般而言,企业属性可视为外生,如果基础设施对企业的影响因企业属性而不同,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内生性问题.
二、文献综述及本文的研究假说
大国经济效应最早由Kremer（1993） [5 ]提出,他通过实证表明了大国效应是显著存在的.张培刚（1992）也指出,发展经济学应以大国特征、大国发展的难题和大国的特殊道路为研究问题.关于大国经济优势来源,亚当·斯密（1972） [6 ]、Young（1928） [7 ]、Yang和Ng（1993） [8 ]认为分工本身即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因而市场规模是大国经济优势的重要来源.后续的研究指出,市场规模影响大国经济效应的发挥还可以通过规模经济（Krugman,1991） [9 ]、产品多样化（彭向和蒋传海,2011） [10 ]等渠道产生,使得大国通常拥有相对完整和互补的产业体系（欧阳峣,2011） [11 ].这些研究背后暗含的关键逻辑链条在于,国家内部的交易成本较小,运输成本可以得到大大降低,从而有利于实现市场一体化,使得规模效应、知识溢出等功效可以发挥作用.李君华和欧阳峣（2016）的最新研究从一般均衡和实证分析的角度正式檢验了大国效应的存在性,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市场交易成本的下降是大国效应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
根据以上相关研究,可以预期,基础设施能在大国经济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基础设施被多数文献证实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最早的理论研究可追溯到Barro（1990） [12 ],其认为政府的公共支出具有外部性,可以实现内生增长.规范性实证研究基础设施与增长的文献最早见诸于Aschauer（1989,1990） [13 ],他采用了美国1949—198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基础设施存量提高10%,可带来生产率提升4%.他同时发现,1970—1985年美国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下滑是导致经济衰退（滞涨）的最主要原因.与Aschauer（1989,1990）的研究结论类似,Morrison和Schwartz（1996） [14 ]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也发现基础设施与生产率和经济增速正相关.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大多数发现了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见Binswanger等（1993） [15 ]以及Hulten等（2006） [16 ].反过来,落后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Lee和Anas（1992） [17 ]采用尼日利亚的数据,发现基础设施的落后、尤其是电力供应紧张,阻碍了企业进一步投资扩张,这正说明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的情形,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认为基础设施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技术溢出效应 [18 ].张光南等（2010）验证了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就业、产出和投资的促进效应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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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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