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现代国家和自主治理:社会转型视野中的治理是关于视野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视野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西方近代历史的经验表明,转型社会对基层自治秩序最为重大的挑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权的扩张一方面成为“政治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同时,如何控制行政权,避免与社会自治秩序冲突也是政治科学的关键性议题.人类文明中存在两种政治秩序类型：一种为“单中心秩序”,建立一元化管辖权,造成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冲突,使自治的体制瓦解；另一种为“多中心秩序”,实现与地方管辖权的交叉与制衡,形成自治的制度基础.自治秩序的制度前提一定是“多中心秩序”的政府层级安排.因为,只有这种“重叠管辖权”的政体模式才会在政府之间形成围绕自治体的竞争关系,否则,各级政府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社会自治也将成为一种乌托邦的想象.
关键词：自主治理；社会转型；现代国家；重叠管辖权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6－0041－06
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开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1]（p.3）这种对人类理性的忧虑关涉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一种中道的政体选择必须兼顾政府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利”两大基本价值,“政府的权力要大,一个条件是政府要能够相对地独立自主,不受被统治者的指挥干扰.人民的权利要不受侵犯,一个条件是让政府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也就是削弱政府的独立自主”[2]（p.127）.偏废于任意一方的政体选择,都很容易导致政治共同体的解体.这也一直是整个西方政治发展史中的重大难题：古希腊各城邦公民享有自治,却无力抵抗斯巴达的入侵；罗马帝国雄心伟业,却无法保护基本的社会自治空间.因而,对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若想逃离城邦与帝国政治的悲剧,必须在政体科学层面来平衡社会自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即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场景之中,社会自治首先是事关国家政体安排的政治科学,若缺乏合理的政治制度层面的架构,自主治理肯定是一种想象中的乌托邦.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一直在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从托克维尔和联邦党人的思想中去寻找资源.发现美国建国时期的联邦党人运用了一种不同于欧陆传统的单一层次的政治组织原理来构建现代国家,采用一元多样层级式的联邦组织模式,实现了国家政治权力与民众自主治理之间的平衡.然而,以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视野,国家政制设计的前提一定是以社会民情结构的变迁为基础的,因为在传统的“贵族制社会”中,构成社会运行机制的基础性力量是封建式的权力,只有当向“社会”转型的趋势迫使现代国家成长的时候,我们才会思考自主治理成长的政制空间.因而,对于处于急剧社会转型中的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成长才是社会自主治理的根本性前提,倘若这种政治科学没有紧跟社会转型的步伐,则“价值的僭政”[3]会频繁发生,治理的僵局将难以突破.所以,我们主张,必须将自主治理的理论纳入西方变迁社会的历史视野中才能够厘清它的功能和价值.
一、社会转型的逻辑：从“贵族制社会”到“社会” 治理之术的基础在于对宏观社会大趋势的洞察.1831年,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深刻地洞见到社会演进的基本趋势即身份平等,并断言“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然而,美国社会又是极其独特的,因为它没有经历过身份平等之前的封建历史,所以,美国的民众感受不到社会转型的阵痛,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在现有的民情社会结构基础之上打造一个现代性的政制架构,平衡国家权力与民众权利,为自主治理开辟稳固的制度空间.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从“贵族制社会”向“社会”转型是不可回避的历史.比较两种社会形态的异同,我们会发现,“贵族制社会”与“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性力量不同：前者以权力为基础,后者以功能为基础,处于两者之间的转型社会,其关键就是要实现对封建的、碎片化政治权力的“规训”.
在贵族制社会的政治图景中,政治权力的统治权被拥有土地和统治居民的家族据有,统治权的更替是按血缘关系的继承而世代相传的,权力是处理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唯一手段,而权力的来源则是土地.社会大流动的内部绥靖机制（比如信息的收集和储存、物质生产等）没有形成,所有的阶级之间的界限明显,没有交叉,恰似两条永不可相交的平行线.诚如德鲁克所言,“在西方传统的多元化中,国王高于公爵,公爵高于伯爵,伯爵高于骑士,骑士高于自耕农.每一等级都对其下面的等级拥有权力,而且每一等级只在其领地之内行使权力”[4]（p.63）.民众根本没有现代国家的权力的认同观念,只有对直接统治的、地方性的小共同体有归属感.由于形成各个阶层之间关系的权力来源是对土地的控制,哪个阶层控制土地就控制着权力的源泉,掌握土地也就掌握着社会权力的分配权,其他“要素”的流动性较差,造成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极其差,难免带来一种封闭的社会体系.
这种社会维系的制度基础是封建法等法律.当我们深入考察西方中世纪的社会历史时,就会发现,封建社会经历过两个阶段：从8世纪到11世纪中为“第一阶段的封建时期”,从11世纪中到15世纪为“第二阶段的封建时期”,这两个分期具有本质性的区别,这种区别来自于1070年到1180年“教皇革命”的影响.11世纪中叶“教皇革命”之前,封建社会中的领主—封臣关系以及领主—农民关系并没有严格、系统的法律来调整,仅仅是一种习惯上的制约关系,是一种“没有封建法的封建主义”,因而,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极其不稳定,各种“决斗”现象频繁出现,封建的权力秩序没有稳固的纽带.但是,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早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突发”变化,“专职法院、立法机构、法律职业、法律著作和‘法律科学’,在西欧各国纷纷产生.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主张教皇在整个西欧教会中的至上权威和主张教会独立于世俗统治.这是一场由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起的革命”；“在随后的世纪里,欧洲各民族的民诉法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新的、复杂的法律体系——教会法、程十法、王室法、商法、封建法和庄园法——宪法为教会、世俗政治体所创立”[5]（p.59）.其中,调整领主—封臣关系以及领主—农民关系的封建设置相当显著.
哈罗德•J•伯尔曼对1050年至1150年封建设置变化的特征做过归纳：其一,客观性和普遍性.以前的封建设置比较专断模糊,在地方性的操作层面差异性比较明显,而该时期,封建设置在实质上变得更加客观准确,也更加统一和具有普遍性.其二,领主权利和封臣权利的互惠性.这种互惠性以某种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在1050年和1150年之间,封臣对领主的人身依附转变为财产义务,同时,领主对封臣各种形式的直接的经济支配权转换为征税,这种交换给封臣留下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经济自主.其三,参与裁判制.领主有权在法庭诉讼中统辖他的封臣——或统辖他的佃户而不管他们是否是封臣.其四,整体性.西方法律意识的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发展,使人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把与领主—封臣关系相联系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看作是构成了一种相互结合的统一体的东西.其五,发展性.封建法成为一种自主发展的法律体系[5]（pp.370-385）.
封建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管辖权,家庭、教会、贵族、城市、庄园等都有自己管辖的社会空间,但是这种多元化的管辖权与现代社会的管辖权的区别在于,各种管辖权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否存在暴力化.当然,即便由于封建法系的维持,在社会中存在一定的自治与自由的基础,但是,封建社会的多元化管辖权往往与暴力合二为一,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暴力垄断是有冲突的.当构造封建社会权力“土地”基础的结构发生转变的时候,这种多元化的管辖权也将面临调整.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以土地为权力之源的国王和贵族逐渐因为好大喜功和私家械斗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控制的力量.与此相对,“动产”成为制造权势的要素,平民因为经商而富裕起来,“商业成为进入权力大门的新阶梯,金融家结成一个既被人蔑视又受人奉迎的政治权力集团”.继商业打开权力之门之后,随着民智开化和对文学艺术的追求,“知识”也成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力量等新的通向权力之路不断涌现,带来的根本性社会结构变化是：贵族下降,平民上升,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距离逐渐弥平.趋势的跨阶层流动打破了平行线似的阶级关系,所有的阶级实现了交叉和融合.“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促进获胜,还是无意之中为效劳；不管他们是自身为奋斗,还是自称是的敌人,都为尽到了自己的力量.”[6]（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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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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