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安全风险的政治经济分析是适合不知如何写政治经济分析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政治经济分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 在转型期,安全隐患日趋复杂和严峻,农村地区也不例外.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地区安全风险的生成有内在的政治经济逻辑.基层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和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改变了基层组织传统的目标函数和行为方式,它们的行为异化使安全风险不断滋生.同时,农村政治生态发生明显分化,“虚化型政治”和“追逐型政治”在不同村庄内大行其道.农村的安全风险也在基层组织行为异化和农村政治生态分化过程中悄然生成,“癌症村”“血铅”“血拆”和“血征”等的大批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转型期农村社会安全风险生成的独特政治经济逻辑.
关键词：乡村治理；基层组织；行为异化；安全风险；转型期农村；农村安全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3-0107-07
引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农工社会”、从集权治理到村民自治、从封闭向开放的整体演进.但在发生翻天覆地变革的同时,农村社会的安全形势却不容乐观,农村居民的生命健康遭受着越来越复杂和严峻的威胁.在环境安全方面,近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1],农民获取足量的清洁水源渐成奢望；一系列“血铅”事件的爆发、“癌症村”的批量涌现和各种疾病导致的农村居民非正常死亡,日益危及着农村居民的安全生存.在食品安全方面,假冒伪劣食品“上山下乡”、“一毛钱”学生食品泛滥、中小学生食物中毒事件等在农村广泛爆发,突显了农村食品安全风险防不胜防.在社会安全方面,“血拆”和“血征”现象不断,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黑恶化以及黑恶势力活动猖獗,对农村居民的安全生存带来不小的挑战.
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安全风险使城乡居民的安全感出现了“倒置”.零点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在2007年,城市居民安全感指数为3.48,农村居民安全感指数为3.21[2],农村居民安全感首次低于城镇.另据笔者带领的“转型期农村社会安全风险的结构性演变与新型治理体系构建研究”课题组2013年8月份在陕西关中农村的调查,在收回的584份有效问卷中（共发放问卷600份）,认为目前农村食品安全形势“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分别占22.4%和36.8%,而认为“不太严重”和“不严重”的分别占36.0%和4.6%；另一方面,认为目前家乡环境安全形势“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分别占14.7%和39.9%,而认为“不太严重”和“不严重”的分别占40.2%和5.1%.很显然,大部分农村居民对目前农村的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不满意.
农村日趋复杂和严重的安全形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莫利拉和李燕凌[3]、郭占锋和李小云[4]等人在公共危机的分析范式下进行了管理学和社会学的探讨；哈斯其其格[5]、曹海林和童星[6]等人从社会风险的角度提出了防范和治理措施,等等.然而,转型期农村安全风险有其内在的生成机制,而这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和基层组织（包括基层政府和村集体）行为异化.鉴于此,本文以近年来农村发生的典型安全事件为基础,揭示转型期农村社会安全风险生成的政治经济逻辑,扩展农村安全风险的认知视野.
一、乡村治理结构转型与农村政治生态分化
(一)集权治理体制下的乡村政治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我国农村的治理主体经历了由“有社会、无国家”到“有国家、无社会”再到“有国家、有社会”的三个发展阶段[7],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际,则属于典型的“有国家、无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直接决定着农村社会的运行秩序：一方面,国家通过《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关于健全乡政权组织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农村社会的运行制定了详细的路径机制；另一方面,国家对农村进行了组织化改造,农村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妇联等组织按照国家意图逐步建立起来,它们的运行逻辑与当时基层政府的运行逻辑是一致的,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村干部也成为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在政治忠诚的氛围下按照国家的要求和意愿实现对农村的治理.
受高度集权政体约束,基层政府的运行逻辑较为单纯.在权能运作方面,基层政府仅仅是国家政权在基层的派出机构,在集权化的权利束下,它没有独立的目标函数,所有的行为都要按照上级的指示按部就班地执行.在政治升迁方面,基层官员对上级的忠诚度以及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的水平,是最主要考核指标,因此,基层政府官员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升迁机会,需要对上级绝对忠诚,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在与其他基层政府的关系方面,二者犹如一个大家庭中还未成家的“亲兄弟”,由于“家长”（上级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全部的资源,它们需要共同听命于“家长”的指令,并受其指使和协调,它们之间相互竞争意识不强烈.在与企业的关系方面,由于实施了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企业全部实现了公有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犹如“父子”关系,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需要什么生产等,均由政府决定.在这种背景下,忠诚于上级政府的基层政府,虽然直接管辖的企业极为有限,但却与上级政府在企业关系方面保持高度一致.
集权体制下基层政府独特的运行逻辑的一大重要根源,就在于当时实施的“财政大一统”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直接控制全社会生产性资源,物资统一调配,资金统收统支.表面上,在“大一统”体制下仍有、省、县预算单位,但基层政府的收支权限毫无独立性可言,既严格受控,又随时可由收回.是一切人权、事权、财权的惟一源泉,基层政府与讨价还价的资格和能力十分有限.尽管1958-1961年曾一度试行“体制下放”,将88%的部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以此赋予地方政府较多的财权.但在各地大“放卫星”、大“刮共产风”而造成巨大灾难之后,财税体制改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重又回到了财政“大一统”的老路上[8].正是这种“财政大一统”体制,使得改革开放之前的地方基层政府一直缺乏独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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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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