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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文学”研究应有怎样的学术聚焦
张露：在对您访谈前准备资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您新出版的学术专著《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和叙事境界》在2015年连续获得了两个全国性奖项.10月份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第十五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2月份又入选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度优秀作品”,成为全国获得这个奖项的9部著作之一.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您谈谈您研究“红色文学”的来龙去脉和学术思考.
刘起林： “红色记忆”题材创作研究是我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和叙事境界》是在结项成果的基础上调整和深化而形成的.在研究“红色记忆”审美方面,我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国家课题已经申报下来之后,还不断地被探问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色彩相当强的选题.在我看来,“红色记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集体记忆,“红色文学”则是当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和丰富的创作题材,因此选择这样一个选题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我们过去曾批判过极“左”思潮在创作领域搞“题材决定论”,那么,现在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就同样不能搞“题材决定论”,关键在于怎么去研究.
在当代文学学术领域,“红色题材文学”的成果是相当丰富的.20世纪50—60年代的创作同评论初步确立了“红色文学”的价值秩序,80—9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产生了不少带质疑、否定色彩的论著；21世纪以来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的讨论和争鸣更呈现出全面展开之势.但不少研究者往往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或全盘肯定和维护,或全面否定甚至排斥,显示出研究者自身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我看来,文化多元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能轻易找到击败异己立场的理论武器,而在于能获得一种“八面来风”的思想启迪和广泛吸纳的价值资源.所以,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超越20世纪中国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对立思维模式,既具备开放、兼容的学术胸襟,又秉持一种在深刻体察基础上的辩证、持衡立场.基于这种思想观念,我选择对“红色记忆”这个相对客观、中立的学术切入点,来审视当代文学史上丰富而复杂的相关审美形态,阐发其形成路径、意义机制、价值底蕴和内在局限,从而建构起一种对于当代“红色记忆”审美的富有学理性的理解.
张露： 那么,您对“红色记忆”这个概念本身是怎么理解和界定的?这种理解和界定又给您的研究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刘起林：综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红色题材”实际上是一个随历史发展而不断扩充其内容范围的创作领域,研究者却往往忽略了从学理层面根本性地思考如何对其进行科学界定,以至“红色题材文学”研究的范围本身也显得颇为混乱.我认为,这种科学界定需要以“红色题材文学”所依托的历史事实为基础才有可能形成.
在20世纪中国,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领导人民进行了艰难曲折的阶级革命和民族战争,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又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事业.这种由 所领导、以革命意识形态为基础、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目标的社会演变和民众奋斗史,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红色记忆”.从社会文化视野来看,关于“红色记忆”的外延大致存在着三种界定.
其一,从“红色革命”是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社会政治运动、“红色记忆”则是“对红色革命的记忆”这一原初性含义出发,将“红色记忆”界定为中国 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 主义革命,也就是中国现代史上 所领导的革命和斗争,时间范围为1921年中国 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这种思路来认定的“红色记忆”审美成果,应该包括“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两类创作.
其二,从“红色政权”“红色江山”开创、巩固和建设的思路出发,将中国现代史上的“红色革命”和新中国的 时代都划归“红色记忆”的范畴,时间段从1921年中国 成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红太阳”热、“ ”热到21世纪初风靡一时的“唱红歌”,都是既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歌曲,又有更多的20世纪50-70年代歌唱 、歌唱 、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歌曲；在对“红色英雄人物”的宣传中,从刘胡兰、董存瑞到黄继光、邱少云直到雷锋、焦裕禄,都被作为宣传的对象；归纳十七年文学的“红色经典”时,也是既包括革命历史题材和抗战题材作品,又包括小说《创业史》《山乡巨变》和电影《英雄儿女》等表现新中国斗争和生活的作品.这些社会文化和文学现象背后的思想依据,都在于对“红色记忆”的上述理解.
其三,将“红色记忆”视为一个不断延伸的历史动态结构,把中国 领导广大民众追求独立富强、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全部社会实践,都作为“红色记忆”来看待.根据这种思路,不少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报告和论文,都将“红色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红色精神”和“中国梦”融为一体进行阐述,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航天精神”,全部被纳入同一视野中进行解说.
以上三种界定中包含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中国 的领导,二是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从这个角度看,将战争年代或 时代划归“红色记忆”范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 领导中国经历着由革命文化为主导向执政文化、建设文化为主导的社会转型,政治上由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转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经济上由生产关系的公有化为中心,转向以生产力的發展为中心；社会生活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和谐社会建设.在这个转型期,社会文化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但即使如此,不断增添着新内涵的“主旋律文化”却和过去的“红色文化”一脉相承,所以,“主旋律文化”也应属于“红色记忆”的范畴.基于这种原因,我“红色记忆”的概念认同内容涵盖更全面、更具历史发展眼光的第三种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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