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近代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互通融合之考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知行观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知行观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传统知行观在中国近生嬗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近代知行观.作为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互通融合之处.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二者实现互通融合扮演了重要角色.鉴于此,近代知行观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双向影响.一方面从促进作用来看,第一,推动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第二,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政治实践的正确方法论；第三,促使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中国传统式的解读.由此促进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现互通融合.另一方面从阻碍作用来看,由于近代知行观固有的局限性,第一,致使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的误读；第二,混淆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的界限；第三,容易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来改造近代中国产生不利影响.系统梳理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通融合关系,深入探析其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促进与阻碍作用,为回答“如何在当代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课题提供了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关键词]近代知行观；马克思主义；互通融合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9-0043-05
对于“知行观”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历代思想家在认识论领域长期论争的焦点.为探索适合近代中国革命实践的正确道路,传统知行观在近生嬗变,进而形成近代知行观.本文立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为视角,通过梳理与考察近代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通融合,旨在分析近代知行观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对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外来思想在文化心理方面的影响.
一、近代中国知行观的研究现状
根据笔者所搜集的资料发现,学界对于近代知行观内涵的考察主要是基于近代思想家个人的知行观、近代知行观与传统知行观的对比嬗变等视角渐次展开.
(一)近代知行观主要内容的学术概况
1.从近代思想家个人知行观的视角进行阐释.如傅云龙以孙中山的“力行哲学”为研究对象,指出就“知”与“行”的具体含义或内容而言,到了近代的孙中山,才对其有了比较广泛而准确的理解[1].在孙中山看来,“知”不仅仅指对伦理道德的认知,而且还包括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体认与把握.对于“行”的阐释,则不仅仅是单纯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道德义理的践行,亦包含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这一历史使命的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众进行主义革命,为近代思想的“知”与“行”注入了崭新的内涵.近代的其他思想家,诸如魏源、谭嗣同、严复、章炳麟等,他们对知行观也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魏源倡导“及之而后知”,严复主张“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谭嗣同则认为“学当以格致为真际”.历代思想家们对知行观各具特色的诠释,从侧面折射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差异以及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2.从近代知行观与传统知行观对比的视角探析.这些学者认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对知行观的近代嬗变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从“行”的内涵来看,传统知行观中的“行”是指道德践履,而近代则向以经邦济世和革命实践活动为重点的内涵转变；另一方面从“知”的内涵来看,尽管大多数先进分子倡导以“中体”为本位,并且依然在其知行观中强调封建的“道德认知”,但是他们中有一部分先进人士在学习西方思想的过程中,逐步承认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比如,陈卫平通过对比传统与近代的知行观,揭示了在传统知行观中“知”与“行”主要内涵是“德行之知”和“道德践履”,而对知行观的近代界说则转向了科学之“知”与社会实践.与此同时,他在《中国近代知行范畴的嬗变》中继续深化对“知”与“行”范畴的阐释.他认为,传统知行观中的“知”以道德认知为基本内容,而近代的“知”转向以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的科学为主要内容；传统知行观中的“行”以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为主要表现形式,到了近代则转变为更加宽广的社会实际活动[2].由此可见,因时代条件的转换,传统知行观中“知”与“行”之内涵逐步具备近代特质.
学界对近代“知”与“行”的内涵,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析,无不表明传统知行观的内涵在近生了嬗变.但是近代知行观的转变并不一定趋于完善,部分学者的研究中忽视了近代哲学家们所谓的“行”不包括生产实践在内,而且还具有感性直观的、笼统的性质,不能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概念相提并论,因此学者们在阐述近代知行观“知”与“行”的内涵方面尚未成熟.
(二)近代知行观主要特点的学术分析
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以“道德”和“伦理”建构了传统知行观,那么近代思想家则主要是围绕社会变革来探索知行观在近代蕴涵的价值.学界对近代知行观的特点研究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1.由过分关注天德良知向关注事实知识的近代嬗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遵循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规律,传统知行观之所以能够发生近代转型,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特殊革命环境密切相关.宋志明从近代知行观发生转变的缘由进行分析,指出近代知行观之所以需要对旧有的传统知行观加以改造,其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知行观对“闻见之知”不够重视,不能指导近代知识分子正确认识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急剧变化.这种主体意识的集体爆发促使先进知识分子转移注意的视角,对传统知行观进行转变,最终实现由价值认知转向知识认知[3].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将知行学说运用于革命斗争的历程中,将其作为指导社会实践的科学方法,为近代中国进行实践探索而提供有力的思想指导.鉴于此,如果说传统知行观以个体的道德修养为主轴,那么近代知行观则是围绕社会变革而展开,并实现由过分关注天德良知向关注事实知识的近代嬗变.
2.近代知行学说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密切.社会变革必然离不开政治斗争.近代知行观主要根据社会性質的变化逐步演进,与政治斗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政治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知行关系问题作为思想家们的理论武器,适应了政治斗争的现实要求.因此,根据近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不仅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而且还应结合近代知行观这一有力的思想武器,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服务.陈卫平在《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变革与继承的统一》一文中,通过传统知行观与近代知行观的对比,指出尽管传统知行观有认识论的意义,但基本内涵是伦理学的,或者以伦理学为主的.而与之不同的是,近代的知行观则初步具备认识论的品格,并指出这一品格的确立,取决于近代知行观围绕社会变革而展开的转型,以及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条件[4] .因此可以说,知行问题从侧面映射近代中国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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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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