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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语》中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从一而终,或是批评或是赞扬,而独独对管仲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褒贬不一.《论语》言简意赅、短小精悍地对管仲这一人物的评价也仅仅有三句话,而这三句话中却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孔子一方面批评管仲器小、不俭且不知礼,另一方面又称赞管仲政治才干和历史功绩,孔子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恰恰反映出了孔子哲学思想当中的精深之处.通过探讨《论语》中的管仲形象,深入思考出现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是因为孔子站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从内圣的角度孔子批判管仲不知礼,而从外王的角度孔子对管仲的中华文化不致终绝的历史功绩加以肯定.管仲作为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作为先秦儒家的典型代表,儒对法的评价从对管仲这一人物的评价当中也可见一斑,也可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窥见内圣外王的内涵与实质.儒家重德治,法家重法治,从管仲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中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儒法两家内在的差别与统一.
[关键词]管仲；论语；孔子
[中图分类号]B22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3-0041-04
管仲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人物,历来人们对管仲的评价褒贬不一,就连孔子在《论语》中对管仲也流露出了“又怨又赞”的态度.《论语》中不乏孔子对弟子以及对当时人物的评价,这些在语录体中所体现出孔子的价值判断,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通过《论语》中孔子对管仲形象的评价,从内圣外王的角度重新看待管仲这一历史人物,并以此窥见儒法内在的差别与统一.
一、《论语》中的管仲形象
管子名夷吾,字仲,春秋中期齐国颍上人.早年作为公子纠的老师,后来公子纠在与公子小白争夺王位的过程中失败,管仲曾一度困顿.公子小白成为齐桓公后,为振兴齐国,经鲍叔牙举荐重新任用管仲为相.管仲通过辅佐齐桓公变法,使得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管仲曾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并制定了尊王攘夷的政策,不仅对当时的齐国乃至对整个春秋时期的中原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仲生活的时代先于孔子,孔子在《论语》中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是一概而论.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孔子,对法家思想先驱管仲的评价和看法,有助于我们从儒法内在的根本不同旨趣上理解儒法思想的异同.
《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集中在以下三段对话当中：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论语》中这三段内容的大致意思如下： 孔子说：“管仲的气量狭小的很啊！”有人便问：“他是不是很节俭呢?”孔子说：“他收取了人民的大量市租,他手下的人员,从不兼差,怎么能说是节俭呢?”于是那人便又问道：“那么,他懂得礼吗?”孔子说：“国君宫殿的门前立了一个塞门；管氏也立了一个塞门；国君设宴招待外国的君主,在堂上有放置酒杯的设备,管氏也有这样的设备.如果说他懂得礼节,那谁不懂礼节呢?”这段话当中孔子认为管仲的器小,收取市租,手下的官员又不兼差,采用国君所采用的礼制招待宾客,不知礼[1].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因此而自杀,但管仲却活着,”接着又说道：“管仲该 不是有仁德的吧?”孔子道：“齐桓公多次地主持诸侯间的会盟,停止了战争,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1]149这段话当中子路道认为管仲不死是没有仁德的,但孔子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主持诸侯之间的会盟,停止兼并战争,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子贡道：“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掉了公子纠,他不但不以身殉葬,还去辅佐他.”孔子说道：“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落为落后民族了.他难道要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守着小节小信,在山沟中自杀,还没有人知道吗?”[1]149这段话当中子贡也认为管仲不仁,孔子却说道：“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假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落为落后民族了.他难道要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守着小节小信,在山沟中自杀,还没有人知道吗?”
从这三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孔子对管仲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既怨又赞的.孔子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管仲得出了截然不同的評价,这背后所体现出的儒家深层的内在价值观,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孔子对管仲评价的两个立场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两种,而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也分别代表了孔子所站的两种立场,即：内圣与外王.从内圣的角度来说,孔子是从成为士君子的立场出发认为,管仲的所作所为不是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德,因而孔子对管仲表现出了怨的态度.
孔子对管仲之怨首先体现在管仲之“器”.《论语》中孔子对于君子的论述很多,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则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器,在中国古代主要为祭祀中所用的礼器.一般的礼器都是各有所用,不同的礼器具有不同的用途.而这里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器与一般的礼器不同,君子之器不应像礼器一样只有一种专门的用途,而应当是成为通才.君子有才干可以对国家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却不将自己的才能限制于器之中.这表明儒家所认同的君子是通才而非专才.君子是要学做“士君子”,不像礼器一样只有专门的用途,而应当集各种才干于一身,明体达用.孔子对管仲的批判首先就是管仲的器小.这里的“器小”是指管仲并不是按照儒家对君子所期望的那般成为通才,而是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社会财富这一方面.其次,孔子对管仲之怨体现在管仲不俭.孔子这里所说的“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是指管仲收取市租,不官员.孔子并不反对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基本追求,认为基本的物质生活与人的精神生活并不矛盾.但孔子认为君子对于社会的贡献重点不是在于创造物质财富,更多的是向社会传播一套价值系统,君子不应当以“食求饱,居求安”为目的.管仲收取市租,对社会财富的追求显然越过了基本的界限,以至于妨害了价值系统的传播.管仲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使得社会中对物质财富的重视大大提高,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按照孔子的评判标准,这不是君子最应当关注的事情,对社会财富的追求超过了对道德的重视,这是孔子所不可忍之处.最后,孔子对管仲之怨体现在管仲不知礼.在《论语》中孔子所言之“礼”不侧重于我们日常所知的行为规范,更多的是一种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秩序.礼制作为社会的典章制度,本身就代表一种政治秩序,是政治权威性的体现.这里孔子对管仲的批判,主要表现为管仲越礼而为.管仲采用君主所应当采用的礼制,这是一种僭越.孔子在《八佾》开篇中就对“八佾舞于庭”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自然对于管仲这种不知礼的行为也无可忍.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对于社会的理顺采取的是道德手段,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是孔子所提倡的社会之礼.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安守自己本来的社会地位,不僭越,遵守相应的礼制规范,这样社会才会井然有序,而“礼崩乐坏”背后所体现出的乱,就是礼制的失格.作为社会中的上位甚至可以说是统治阶层的管仲带头逾越礼制,孔子自然是不能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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