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际四大和高审计质量是关于对写作审计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审计是干什么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摘 要：基于股价波动同步性新视角,以2003～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是否显著高于国内“非四大”这一问题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同步性和“非四大”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两者提供的审计质量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对各“四大”事务所的单独检验结果发现,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和普华永道中天的审计质量和“非四大”的差异均不显著.最后按照会计准则、投资者保护程度、终极控股人性质及管理层持股等方法将样本分组检验,发现在各种不同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审计质量仍然没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 国际“四大”；国内“非四大”；审计质量；股价波动同步性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4）04-0053-08
一、引 言
2012年5月,《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由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要求境内的国际四大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①（即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安永华明、德勤华永,以下简称国际“四大”）转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境外合伙人占事务所合伙人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40%,到2017年不得超过20%,且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转制方案公布后,部分境外媒体报道,我国推进“四大”本土化转制,将可能降低审计质量、导致“四大”声誉受损,因为本土化使部分合伙人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对此,我国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土化转制不会降低“四大”审计质量,因为它符合“四大”在我国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四大”事务所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转制方案非常重视转制成功后的审计质量控制,相比于以前中外合作的形式,特殊普通合伙制将进一步强化事务所和审计师的执业责任,全面提高风险防范意识[1].
因此,目前业内外人士基本都认为国际“四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明显要优于“非四大”事务所,所以才会担心本土化会降低审计质量.那么,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真的要高于“非四大”吗?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王咏梅、王鹏（2006）[2],林永坚、王志强（2013）[3]等文献发现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要高于“非四大”.但刘运国、麦剑青（2006）[4],刘峰、周福源（2007）[5]和郭照蕊（2011）[6]却发现审计质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刘峰、周福源（2007）[5]甚至发现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比“非四大”更不稳健.因此,目前急需更多文献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对国际“四大”和“非四大”的审计质量差异做出准确的判断.
不同于上述学者从盈余反映系数,操控性应计利润、非标意见概率及盈余稳健性等角度来度量审计质量,本文从股价波动同步性角度来考察审计质量.股价波动同步性（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即是我国通常所说的“同涨共跌”现象,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内某公司股票价格未能反映公司真实信息,同其他公司股票价格一起上涨或下跌.股价波动同步性越高,则股票价格中包含的和公司基本价值密切相关的信息就越少,此时股票价格中的噪音成分较多,股价信息效率较低,反之则反是[7].一般来说,审计质量越高,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就越可靠,投资者的信息搜集成本越低.此时套利者基于真实信息进行套利的可能性将增加,知情交易概率增加,公司层面特质信息将更快进入股票价格,股价波动同步性降低[8].因此审计质量和股价波动同步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样就可以把股价波动同步性作为审计质量一个间接度量指标.本文采用股价波动同步性方法度量审计质量,以2003～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国际“四大”能否比“非四大”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从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实证证据支持.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DeAngelo（1981）认为规模大的事务所比规模小的事务所有更强的提供高质量审计以维护其品牌声誉的内在经济动因,因为大所如果因质量问题丧失声誉,将损失更多的获取未来准客户的机会[9].规模大的事务所具有“深口袋”效应,当遭受诉讼时的财产损失的潜在成本是不可限量的,因此会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加强独立性,关注审计质量[10].Teoh和Wong（1993）的研究显示,上市公司对国际“八大”和“非八大”的审计质量认同度有着显著的差异,普遍更认可国际“八大”的审计服务[11].DeFond和Jiambalvo（1993）[12],Chi et al.（2011）[13]基于应计盈余管理的视角,实证证明国际“四大”审计客户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比“非四大”更低.Khurana和Raman（2004）实证检验后发现,相对于“非四大”,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较低,且这种现象只出现在法律诉讼风险较高的美国,而在诉讼风险较低的西方国家则不存在,因此是法律诉讼而不是品牌效应促使国际“四大”提供了高质量审计服务[14].Behn et al.（2008）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由国际“四大”审计时,分析师对公司盈余的预测精度更高,预测偏度更小[15].
无论是声誉理论[9]还是“深口袋”理论[10],均是在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体制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成熟性在审计市场上的具体体现为：有效的审计需求、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重的诉讼制度和审计监管体系、畅通的信息流通渠道等.相比之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较短,法律法规及审计监管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民事赔偿执行机制不健全,会计师事务所所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并不严厉的市场.尤其是国际“四大”在我国所选择的一般都是财务状况和经营绩效都很好的大公司.这实际上降低了国际“四大”遭受诉讼的风险,因此国际“四大”在我国并没有对“深口袋”的担忧[16].国际“四大”的优质品牌引发的“超国民待遇”,客观上导致监管弱化,惩罚成本进一步降低.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四大”可以不执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相关规定、包括接受同业检查的规定等,这样,“四大”的同业检查风险实际上为零.即便事后证据表明“四大”行为存在机会主义的现象,它实际所承担的风险也远远低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5].刘峰、许菲（2002）认为在我国目前需求相对无效的市场环境下, 低法律风险必然导致低审计质量,并且国际“四大”也会根据我国相对低的执业风险来降低其审计质量[17].Khurana和Raman（2004）也认为,虽然国际“四大”在声誉、规模和资费方面都高于“非四大”,但是当面临诉讼和遭受损失的风险水平较低时,两者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可能并没有显著差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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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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