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全球信息共享和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是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知识产权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知识产权这一术语诞生于德国,在发展过程中为避免与有形的财产权利混淆,一度以“无形产权”来表述.直到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知识产权”这一术语才开始在全球范围被广泛使用.“知识产权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民事权利,也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财产权.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这种特权,或由君主个人授予、或由封建国家授予、或由代表君主的地方官授予.”①作为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著作权,也叫版权,则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而产生的,其中对出版商和印刷商专营权利的保护又先于对“作者”权益的保护出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工业革命,这种特权逐渐演变为“私权”,成为现在各国所普遍认可的权利.
现代法律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本意在保障知识生产者的经济利益,使其享有一定特权以激励其创造的积极性,也为其继续创造提供支持.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规定也限定产权所有者权利的范围,以促进知识的利用与传播.但在实际操作中,随着公民产权意识的增强和利益集团巩固自身权利的需要,知识产权“特权”属性被日益强化.互联网的发展为全球范围内打破疆界的信息呈现提供了平台,让更多人参与到直接的知识生产与创造中,实现了信息多向交流即时反馈.这种趋势要求的全球范围知识与信息的共享,就与传统的知识产权意识形成了冲突.2005年开始,到现在尚未完全平息的关于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的诉讼和争议,就体现了这一冲突的不同侧面.
早在2004年,Google公司开始启动图书搜索和数字图书馆计划,准备用十年左右时间把全球公共和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通过批量扫描技术转化为电子书,以便于人们检索和阅读.此举引发了大批作者和出版商的反对,开启了长达数年针对Google的侵犯著作权的诉讼.这一案件也引发了人们对知识产权与信息共享的争论,反映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经典冲突.但Google商业公司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不能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信息共享之梦仍需要通过多方的合作与谅解来实现.
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与诉讼
Google公司开始启动图书搜索和数字图书馆计划初期,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的图书馆曾参与其中.据报道,Google已完成了对两千多万册图书的扫描工作.Google最终计划是将全球1.3亿种图书扫描上网,而目前全世界已出版的书籍约为1.74亿种.
Google图书检索和数字图书馆提供服务的方式主要是将公版权的图书（版权已经失效,可以随意使用）免费开放全文,对版权尚在有效期的图书,根据用户搜索关键词提供文章片段和介绍,给出售卖链接等.Google图书的欧洲负责人称这一计划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使社会获益,“希望通过让如今尚存的上亿图书的检索成为可能,来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②.但Google数字化的图书是从实体图书馆处获得,并未与版权所有者直接联系,采取的是事后版权所有者可“选择退出”的方式.因而在计划诞生之初就激起了版权所有者的不满.
2005年,美国作家协会和出版商协会先后发起集体起诉,指称Google数字化行为中对图书的扫描和复制侵犯了版权.而后双方接受法庭建议,进行庭外和解.两年多的谈判后,2008年双方达成首个和解协议.Google同意支付总共1.25 亿美元的赔偿并成立独立的图书版权登记处（Book Rights Registry）来处理数字化中的版权事务.但和解协议并未完全解决争端,遭到各方反对,于是2009年Google推出修订后的和解协议,修订包括国际适用、“孤儿图书”（无人认领版权著作）和图书转售第三方等内容.同年,法国、中国等国家的作家和出版商也对Google发起侵权起诉.2011年3月,法院以和解协议会引发Google对大量图书尤其是“孤儿作品”的“事实性垄断”和版权问题为由,否定了和解协议.出版商的诉讼最终在2012年10月结束.2013年11月,纽约法院又以Google的图书数字化项目使全社会受益属于“合理使用”,Google慎重考虑到作者的权利,并事实上有利于图书的销售为由,驳回了作家群体对Google的起诉.
整个诉讼过程中,Google并未终止其图书数字化项目,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该项目以应对社会的指责.2011年,Google电子书店正式上线.现在Google的电子书售卖作为Google Play的一项应用支持用户在Google书库中选择收费或者免费的电子书,然后与手机及平板电脑进行同步续阅读.2013年1月6日,Google进一步允许印刷版杂志的订户通过Google Play免费获得对应的数字杂志.但Google Play这项服务仅对全球12个国家开放.
争议焦点
对Google一案媒体和各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Google的动机究竟是无私奉献还是更多为了商业垄断利益；Google的行为在法律上可划为“合理利用”,但信息共享确实侵犯了他人版权.
虽然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个体的利益和人权,但个体知识产权的主张却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的一面和相关法律的缺陷.互联网信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资源的膨胀,这就与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资源“稀缺”优势形成了冲突,图书、音乐、电影都可被免费自由利用的前景给商业媒体带来了危机感,加大对版权法的利用,限制免费信息的扩散某种程度上成为它们的救命稻草.“版权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失去了保护作者利益的初衷,而成为了使得我们共同文化得到大规模私有化保护的一项主要政策.”③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版权保护的过长年限正是造成“孤儿作品”大量出现的根源.这些图书版权受益人早已不知所终,而版权仍在,无法进入公共领域被更多人利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联合目录WorldCat的数据显示,在来自112个国家的约3200万种图书中,15%为公版权图书,10% 为仍然在版、受版权保护的图书,剩下75%全是版权所有人不详的“孤儿图书”④,因而Google的“共享计划”具有打破这些传统限制,将“绝版”信息呈现在更多人眼前的积极意义.如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所说,绝版图书之所以会绝版,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已经失去现实的商业价值.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可任由Google操控的绝版书市场并不存在,因此Google的行为“只会带来好处,而不会造成损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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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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