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单独二胎政策对劳动参和率影响是关于二胎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二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不同家庭结构下子女个数对育龄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在性别和户籍两个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因此要重视不同育龄群体的差异,制定出符合本地区特征的单独二胎政策,以提高育龄群体的劳动参与率.
关键词：单独二胎政策；子女个数；家庭结构；劳动参与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0339（2014）02-0076-06
一、引言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及人口红利的消失,计划生育政策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如图1所示,2010年我国人口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为13.26%,比2000年上升2.93%.60岁老人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劳动力规模的越不合理,会降低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最终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胎政策”,以期调整当前的人口结构.
众所周知,当家庭中未成年子女个数增多的时候,就会增加照顾未成年子女的责任,这可能会对育龄群体特别是妇女的劳动参与产生抑制作用.但是,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未成年子女个数的增多也意味着家庭经济压力增大,这就需要家庭中更多成员参与市场劳动,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所以,单独二胎政策的劳动参与净效应是不确定的.
同时,未成年子女个数增多对育龄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也可能是有差异的.如果育龄群体是与父母特别是母亲住在一起,那么父母会帮助他们承担照顾小孩的责任,这可能会增加育龄群体的劳动供给.如果育龄群体不与父母住在一起,那么有可能育龄群体会自己照顾小孩,这会抑制他们特别是妇女的劳动供给.
家庭结构是指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包括几种类型：一是父母为户主,与成年子女同住或者成年子女为户主,与父母同住；二是父母一方为户主,与成年子女同住或者成年子女为户主,与父母一方住在一起,也就是理论界认为的扩展型缺损家庭；三是父母、成年子女与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四是父母与儿子儿媳组成的家庭；五是父母同已婚子女及孙子女组成的家庭[1].鉴于母亲可能对解放子女的劳动供给有积极影响,所以本文主要研究育龄群体与母亲同住及与岳父母（公婆）同住这两种情况.
二、理论假设与研究方法
子女个数对不同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生活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下也会加大这种影响的不确定性[2].对于未来具有生育二胎资格的群体来说,他们的父母绝大部分仍然是劳动年龄人口,那么这种与父母同住是否会通过父母照顾小孩及分担家务劳动增加劳动参与存在疑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父母还处在劳动年龄范围内,子女面临较小的照顾父母的压力,所以与父母同住的家庭结构又似乎不会降低他们的劳动参与.子女个数对劳动参与的影响虽然现有研究中也有涉及,但是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下进行考察是本文的一个探索.由于农村和城市发展水平和生活压力的差异,城市群体劳动参与可能更加受到生育二胎的影响,特别是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下这种影响差异更大.结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待检验的理论假设.
假设1：与母亲或者岳父母（公婆）同住,即使生育二胎,也不会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但是可能会显著增加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不与母亲或者岳父母（公婆）同住,生育二胎则可能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假设2：与母亲或者岳父母（公婆）同住,生育二胎对城市育龄群体的影响大于对农村育龄群体的影响.
为检验这两个假说,我们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是不同类别的群体是否参与劳动.核心变量是子女个数.控制变量是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用是否与父母同住来表示.
Probit模型是计量非线性分析中的重要模型之一,适合本文研究的主题[3].根据本文使用的数据,育龄群体有两种决策：参与劳动（C等于1）和不参与劳动（C等于0）,而影响劳动参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育龄群体的性别、年龄、接受教育的年限（体现文化水平）、家庭总收入、配偶是否就业等,所以我们用一组向量x来解释劳动参与的形成.基于Probit模型,得出：
其中,β为待估参数.因为Probit模型使用的连续概率分布函数为正态分布函数,所以有：
本文在计量过程中,考虑到来自同一家庭或者同一村庄（社区）的劳动力之间,他们的劳动参与行为可能会互相影响,所以采用聚类稳健回归（Clustered Robust）方法解决这个问题[4].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在全国28个省市进行调查所得的数据,即CGSS2008数据.CGSS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被选中的居民户中随机选取一人作为被访者,问卷内容覆盖了被调查者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5].由于本文关键变量是子女个数,我们选取女性年龄范围在20岁至49岁之间和男性年龄范围在22岁至49岁的样本,这类人群在法律上和生理上还存在生育二胎的可能,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育龄群体.鉴于本文研究目的,对样本进一步做如下处理：（1）剔除正在上学、残疾等不属于劳动力的样本；（2）删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样本2 305个,其中女性样本1 272个,男性样本1 033个；农村户口样本1 224个,城市户口样本1 081个.
(二)变量定义
1. 劳动参与.根据CGSS的调查内容,将从事非农工作和农业工作都视为参与劳动,包括非全日制工作和全日制工作,但不包括家务劳动.参与劳动赋值为1,不参与劳动赋值为0.
2. 子女个数.本文的关键变量是子女个数,生育二胎意味着子女个数增加,可以通过考察子女个数对劳动参与的影响来分析未来生育二胎对育龄群体劳动参与的可能性影响.为客观考察单独二胎政策对劳动参与的可能性影响,本文将被调查对象的年龄限制为女性20岁至49岁,男性22岁至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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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单独二胎政策引发的当代生育观念变化 [摘要]在当前生育政策的引导下，从单独二胎政策的视角，分析生育政策与生育观念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关系，探讨当代女性生育观念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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