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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易彬你好！从你的学术履历来看,之前你主要是围绕诗人兼翻译家穆旦在做研究,基本上从各个角度对穆旦作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挖掘,深入探寻了他的文学世界和思想空间.我从你的研究中所感悟到的,不仅是穆旦这个诗人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境界,看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还有他所身处的时代的整体变化.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小角度进入的研究方法,开口很小,但里面是一片阔大的天地,一步步深入,可能就有一种由小见大的渐入佳境之宽阔感.不知你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是否有此感受.
易彬：刘波好.你说到穆旦研究,那就从这里开始吧.我1994年进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几个月后,买了一套王一川老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后来才知道这套书引起不小的争议,一些重要作家被排除在外,“诗歌卷”将当时尚不知名的穆旦排在第一位无疑也是一个因素.那是最初接触到穆旦.当时其实对新诗史也不甚了然.后来知道,教材中有“九叶诗派”,但篇幅很有限,穆旦也基本上不讲,在长沙要查找资料也很不方便（实际上,也没有特别强的意识）.真正读穆旦的诗,有意识地搜集并展开研究,是在南京大学读研的时候了.
穆旦研究做得比较多的时候,就逐渐意识到这个形象背后很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因素了.在即将出版的《穆旦诗编年汇校》一书的《后记》中,我谈到：“从学术角度来考量,关于穆旦这样一位重要作家的研究,足可辐射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问题.我近年来弄的‘穆旦研究系列著作’,已有《穆旦和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穆旦年谱》《穆旦评传》及《穆旦诗编年汇校》四种.大致说来,主要是从史论、年谱、传记、文献四个层面展开.史论层面搭起了个人史、文学史和传播史这三大历史框架,年谱层面较多发掘了‘同时代共生性的史料资源’,传记层面在讲述‘一位中国诗人并不顺畅的一生’的同时,也试图展现‘一个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文献层面则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知识理念的一次比较充分的实践.这些工作在个案作家研究方面应该算是比较深入而独到的了,相信它们能呈现现代中国的某些面影,对现代文学研究也能起到某种推动作用.”个案研究能够达到这样的效应,我觉得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刘波：一个批评家的思考和行文,和他个人的性情、气质密切相关,我觉得这是天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当然也和他后天所受的教育和训练有关,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其实就构成了一个批评家的内在学养.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青年学者,你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属于学院批评的范畴,这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做基础,才可体现出批评的专业性和创造力.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了這种学院批评的精神自觉?可否谈谈你在这方面的师承和自我学习过程?
易彬：回想起来,我第一次比较成型的诗歌批评是2001年发表的《试论昌耀的诗》.昌耀现在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但那时还不是.2000年三月,昌耀逝世.那时的资讯不比现在这般遍地都是.大概半年之后,我读到燎原的《昌耀：高地上的奴隶和圣者》,方才知晓这个事实.也并不是很喜欢那种文风和用语,但意识到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诗人.正好买到了人文版蓝星诗库的《昌耀的诗》和昌耀生前编订的《昌耀诗文总集》.十至十二月间,细读下来,写了一篇差不多两万字的长文,《试论昌耀的诗》,投到昌耀生前工作的刊物《青海湖》,没多久,2001年五月号,基本上全文刊出.那时还在准备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居然写成那么长的一篇,现在想来都有点不可思议.
所以,如果说是要追寻一个起点的话,我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起点.所有的文字,都基于对昌耀诗歌非常细致的阅读.日后,我一直都比较注意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入手.将我的批评称之为“学院批评”自然也并没有错,我本就是不大爱凑热闹的学院中人.但我同时也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和一个人的性情有关.
刘波：你的研究因为有史料学的底色,所以显得和众不同,更接近实证主义批评,当然,这也是你的风格和特点.而且这种风格不同于那些现场追踪式的批评,你好像跟现场是保持了距离的.对当下文学过度沉迷于消费主义不免失望,很多批评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认识,只不过没有直接放弃或一味地批判,还在勉为其难地坚守.你并非完全不关注现场,而是以审视的眼光来看待它,这样方可获得批评的真相.以此角度观之,你的一些文章,既有当下批评的鲜活感,又有实证研究的客观性,两者的融合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批评镜像.
易彬：距离是我有意保持的,失望倒也未必.一个好的时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每个时代都不完美,都有问题.这个时代足够纷乱,但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的气象.在课堂上,我一直和同学们表达这样的观念,要去阅读、去理解这个时代复杂的诗歌美学.诗歌写作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正是文学走向繁荣的表征.
我的书架上诗集很多,很少的一部分是认识和不认识的诗人送的、寄的,大多数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我不追踪现场,但阅读量一直都还是有的.我的基本批评路数,一方面是文本本身的品读和细读,另一方面是其他的维度,比如文献的维度、历史的维度.新诗研究的历史化是我近年来努力的方向,其效果会有你所说的“实证研究的客观性”.
不过,在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终归是诗歌文本,需要的是诗性.我不习惯于给某某写作加上什么“主义”一类帽子,我会努力去寻找一些别的词汇、别的维度,以发掘诗歌内在的因素.西川有个说法深得我心：“写作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按部就班地领会其中的奥妙、其中的深浅.和批评家不同的是,作家一般倾向于将写作看作一项带有神秘色彩的工作,因为世界本身一如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说,‘是一项大神秘’.写作需要真知灼见,而这真知灼见的传承和发展大概属于秘传性质.由于在公众场合,作家出于对生命和世界的敬畏而对自己写作的核心部分往往讳莫如深,因此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作家读者还是批评家读者,找到通向所阅读作家的暗道看来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达成有效的交流等在某些情况下,找到通向某一作家的暗道需要很长时间等作家、批评家寻找通向已故作家暗道的目的,并不是要使死者复活,而是要从死者那里获得写作和道义上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一旦从死者那里发出,死者也便复活了.我相信历史埋没了数不清的光辉的名字.我国清代诗人孙枝尉、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烈士陈辉之所以被文学史冷落,大概就是文学史家们找不到通向他们的暗道,因此他们成了时间的秘密.”（见《写作处境和批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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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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