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三治融合视域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构建是关于视域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视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作为城市社区生活的载体,公共空间承载着社区的历史和未来.政府-单位-家庭的社会控制结构已经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失效,政府-社区、社会-家庭的二元区隔正在形成.社区公共空间并非哈贝马斯语义中与政府对抗的公共领域,而是填补政府逐步退出、社会稳步进入所形成的社区治理网络间隙的场域.社区公共空间是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精英、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往复互动的媒介,能够在优化公共服务、化解社区冲突、培育公共精神等方面重构治理关系.当前社区公共空间的成熟度普遍较低,面临着公共活动参与不足、活动中心更具象征意义、公共空间自主性不足等困境.通过梳理近年来上海D社区“三治融合”的公共空间构建路径,寻找能够产生公共空间的约束条件,更为中国的社区复兴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公共空间；“三治融合”；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3-0021-08
作者简介：辛方坤,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433）
自2002年社区建设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开始,中国的社区理论与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社区成为16年来“了解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景观”①.后单位制时代,社区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②,但主体关系的不畅也造成了国家、社会、市场、居民等争夺社区话语权的纷繁景象,不仅妨碍社区内部力量的积聚,还直接影响“看得见”抑或“看不见”的国家权力运作.于是,抢车位大战、业主手持盾牌“清场”物业、邻里“冷漠症”等共同体困境持续上演.是否存在众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场域,既是社区与国家互动的场所,也是社区与家庭之间的纽带?“百姓畅言堂”、“社区睦邻中心”、“志趣组织”等创新探索,正在试图填补其中的缝隙,他们承担了国家、社会、社区、家庭之间的中介作用,但将这些创新探索上升到理论层面,学术界仍在不断尝试.而且,这些社区治理实践面临着碎片化、偶发性、异质化的境遇,如何使之系统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理念,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等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18年10月27日.因此,本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尝试从法治、共治、自治的“三治融合”视角探索社区治理体系自上而下的建设路径.无论是国家的直接干预还是间接调控,社区都不是孤立的,需要发现社区中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空间,使社区治理的规则和秩序得以重构.
一、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关系重构的重要载体
从1998年的福利分房制度終止,单位制的解体、住房的快速商品化不仅重构了原有的经济、社会关系,也使城市的社区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地缘共同体向陌生人社区转变,是中国社会极其深刻的变化之一 贺雪峰、刘锐：《熟人社会的治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当前的社区已经回不到20世纪50年代蓬勃鲜活的“黄金年代”,也有别于共同体色彩更为浓厚的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现代社会中的陌生人依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常态,无论是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领域,还是社区服务的社会活动领域,陌生人已经成为社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依靠血缘、地缘、业缘的传统社区共同体已经瓦解.由此造成了社区成员的高流动性、社区空间的高开放性、权力结构的扁平化等特点,并带来了社区公共精神缺失、秩序整合、利益冲突等治理难题.公共交往和社会治理的前提是熟悉,“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在以家庭为单元、契约为纽带的现代社会中,空心化的邻里关系亟需“事缘”这个新的纽带以增进熟悉,即社区居民通过共同参与公共事务而建立起彼此熟悉、互帮互助的紧密联系.事缘关系本质上基于利益与情感的需要,“以社区居民共同面临的问题为契机,倡导社区居民通过参与彼此熟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解决社区问题、改善社区生活质量” 王冬梅：《从小区到社区——社区“精神共同体”的意义重塑》,《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关系构建过程中需要能够支持众多参与者共同协商、行动、交往的载体,于是就产生了对公共空间的现实需要.
在20世纪社会科学的概念图景上,公共空间这个概念占据着模棱两可的位置,其研究从城市地理的边缘移动到了政治社会领域,公共空间的概念也从场所、平台等物质空间扩展到政治参与的互动空间,研究的范畴也从实体空间如建筑布局、规划方案拓展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制度创设等方面.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公共空间的研究建立在公共领域的基础之上,甚至一部分学者认为两者并无实质差异.公共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始于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把人类实践活动分为劳动、工作与行动,并提出了与之相应的三个领域：个人领域、社会领域与公共领域.她认为,人性中最有价值的特征是通过社会交往实现的,人们进入以自由平等关系为要旨的公共空间,通过言谈和行动展现自我的独特性,是实现人性“完整性”的必备条件.在面对公民逃避公共事务、远离公共空间的问题上,阿伦特认为,“重要的是构建和保卫公共空间：如开放公共事务的参与机会、确定真正的政治问题（即区分自由的领域与必然性的领域）、确立、结社自由和公务公开等” 金自宁：《公共空间与政治自由的实践》,《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1期.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的集大成者,并深受阿伦特的思想影响.在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等公众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5页.公共领域的特征是非强制性参与,它在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开辟了一个空间,辅以体制化的保障,公众可就他们的共同利益进行自由、公开和理性的讨论,以促进公共权力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交往理性才是协调日常生活的准则,而不是工具理性,因此他主张通过交往理性去拯救现代性.社区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领域,但现代社区仅仅是地域共同体,具备交往属性的精神共同体正趋向瓦解.本文认为,社区公共空间是由多元的社区行动者共同参与形成的、“自我展现”的场域,不仅是社区日常生活和公共交往的展现场所,也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容器,更是重构基层社会关系的权力运作工具,以达到提供合意的公共物品、解决社区冲突、培育公共精神的目的.作为社区生活的载体,社区公共空间体现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态和生活观念,承载着社区精神共同体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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