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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桂林在抗战时期的文献出版情况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馆藏中抗战时期出版物的存藏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的基础上,阐述了桂林抗战时期出版物的特点,分析了其空前繁盛的基本原因,并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桂林抗战时期出版物的保护和利用.

［关键词］出版物；抗战时期；桂林

［中图分类号］G239.276.7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41(2011)05-0074-04

作为抗战文化名城,桂林的出版业在抗战时期十分繁荣.著名出版家赵家壁在《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中生动、形象地描述：“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来得更适当”.［1］当时的桂林城,文化名人云集,出版机构骤增,文献如雨后春笋.桂林的出版物不仅有期刊和图书,也有政府公报、名人手稿和社会经济简报,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既是历史的真实纪录,也是研究抗战文化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其价值弥足珍贵.

1 桂林在抗战时期的出版物

1 1 出版情况

1938至1944年间,桂林的出版业空前发达,书店、出版社林立.当时的桂西路（现解放西路）被称为“书店街”,先后开设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180余家.［2］和桂林出版业同时兴旺的是桂林的印刷业,在1943年达到鼎盛,当年桂林的各类印刷厂达到109家,每月出版图书40种.［3］为了确切掌握桂林抗战时期出版物的基本情况,笔者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昆明、重庆等市图书馆,广西省、市图书馆和一些大专院校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详见表1）.

根据表1,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的图书在2 200种以上的观点是准确的.在各种出版物中,期刊、报纸精彩纷呈,且社科类刊物居多.报纸从原来仅有的《广西日报》增加到15种,期刊也从原来的7种增加到258种,且其中不乏颇具影响的杂志.

12 内容特点

121 文学创作空前繁荣

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的图书中,文学类图书有892种,［4］占出版图书总数的405%.在桂林图书馆所藏的1 295种抗战时期出版的图书中,文学类图书有315种,占馆藏抗战时期出版图书的243%,桂林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可窥一斑.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学活动始于武汉、广州失守后,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为了动员广大民众投入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创作了一批大众化的优秀作品,如谷斯范的《新水浒》、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火》《利娜》、艾芜的《故乡》等.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学类出版物可以说“短篇如潮涌现,长篇新军突起,散文逐渐繁荣,杂文思想日趋深化,并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122 社会科学研究十分活跃

在哲学类图书中,不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图书,其中包括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永田广志的《唯物史观讲话》、哲学家杨荣国的首部著作《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等等；在经济类著述中,有如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千家驹的《物价问题》等经济学普及读物,也有紧密联系中国战时经济实际、研究和回答实际问题的专著,如张锡昌的《战时中国经济》、粟寄沦的《中国战时经济问题研究》,等等,对中国战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在教育类著述中,有邱昌渭的《抗战和教育》、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岩洞教育的建议》等,充分反映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探索中国教育改革问题,并将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史学类著述中,有曹伯韩的《中国近百年史十讲》、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此外,还有不少史学工作者对古代史、民族史、文化史、南明史、太平天国史以及世界史诸领域进行研究.

2 桂林在抗战时期出版业繁盛的原因

桂林在抗战时期能够成为我国西南抗战文化中心且被誉为“文化城”绝非偶然,抹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探询到桂林“文化城”形成的主、客观原因.

2 1 地域原因

1938年,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桂林成了联结我国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还是内地通往香港、海外特别是南洋各地的主要通道.1938年9月以后,湘桂铁路在广西境内的各路段相继通车,实现了和粤汉铁路的接轨.便利的交通有利于各类文化思想的交流和沟通,图书出版业自然繁荣起来.

2 2 形势原因

抗战以前,我国的文化中心在上海和北平.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步步侵犯,北平、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中心城市相继沦陷,大批文化界人士转移到了桂林,同时也把繁荣的文化事业带到了桂林.抗战以前,桂林只有唐文书局和桂海书局,且仅限于发行中小学课本.抗战爆发后不久,桂林的书店、出版社激增,其中绝大部分是从上海、汉口、广州迁来的,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另外有一部分是一些外来文化人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迁移到桂林后新发展起来的,如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文献出版社、立体出版社、科学书店等.至于印刷厂,特别是大型的书版印刷厂,几乎都是从上海等地迁来的.可以说,没有抗战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桂林很难形成如此规模的出版业.

2 3 空前繁盛的城市功能条件

省会城市是全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桂林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广西的省会,人文蔚兴,人才辈出.民国初期广西的省会从桂林迁移到南宁,对桂林文化事业造成了一定的 影响.“去年10月,省会复迁桂林,旧日繁荣,渐渐恢复”,［5］随着省会的复迁桂林,桂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地位再次上升,为桂林图书出版业的繁荣提供了区域生存的空间.

2 4 相对宽松开明的政治环境

新桂系大兴开明之风为桂林出版业的繁荣兴旺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李宗仁的桂系统一广西后,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实行政治上自治、军事上自卫、经济上自给的“三自政策”,在30年代被称为“模范省”.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桂系当局从他们的自身利益出发,在一段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对进步文化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使广西特别是桂林成为对文化人有较强吸引力的地方.在抗战爆发前,李宗仁就为桂系招揽了大批人才,“不分亲疏,有才必用,有智必求,极一时之盛”,［6］从外省来到广西的经济学家千家驹、薛暮桥,地质学家李四光,教育家杨东莼、白鹏飞,画家徐悲鸿、张安治等都受到桂系当局的礼遇和重用.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桂系转向反共的立场,对进步文化和文化人进行了种种迫害和摧残.但如 所说：“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7］”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思想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和之相应的出版业也就活跃了起来.

3 桂林抗战时期出版物存藏现状

3 1 存藏情况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出版业空前繁荣,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出版物.由于地域优势,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以下简称广西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以下简称桂林馆）存藏的桂林抗战时期出版物最多.而重庆是战时陪都,是当时领导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指挥部,因而重庆图书馆（以下简称重庆馆）收藏的桂林在抗战时期的出版物也不少.下面笔者主要就这3个图书馆存藏的桂林在抗战时期的出版物做初步的统计调查.

总结:该文是关于抗战时期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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