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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跳动的光焰随风飘动,“旗”作为一种标识常常会在某些场景下唤起人们特定的情感及想象.也许,由于寓意指向过于明确、集中,“旗”没有成为古往今来诗人笔下最常见的书写对象进而发展为诗歌的意象母题,但纵观中国新诗的发展史,“旗”又无处不在并不断呈现新诗和历史之间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既是诗意的、情感的和想象的,同时又是诗艺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它通过营造、修饰绘制出各式各样的“旗”,以纷繁的表象反映着诗人“此刻”的内心体验和时代、社会留给诗歌的投影,而“中国新诗的旗意象”也借此获得了研究视野的展开.
一
旗,古语意为一种画有图案的军旗,又作标识、标志之义,后泛指旗帜并有旌、帜、旆、纛等多种表述形式.现代汉语中的“旗”由于词语的组合、比喻义等,又可喻指军队、榜样或模范以及有代表性或号召力的某种思想、学说或政治力量等等.“旗”含义的古今沿用和转义使其拥有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处于变动的状态.新诗中较早出现“旗”或是其同义语的可列举郭沫若写于1922年的《孤军行》和《哀时古调九首》,其中,前者原文有“张起人道的大纛”,后在1928年编入《前茅》集时改为“撑起我们的红旌”;后者有“神州原来是赤县,/会看赤帜满神州”（1）.从郭沫若在两首诗中以不同的“旗”高歌“前进”、盼望“新世界的诞生”以及赋予的色彩来看,“旗”确然“可以暗示出当时中国的大势”和诗人“自己的心理”（2）.于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新诗由于近现代感时忧国的时代背景,注定从一开始就和社会、政治、文化结下不解之缘.随着现代白话在新诗创作中表现力的增强和社会形势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诗逐渐呈现出鲜明的抗争精神及相应的阶级属性,而“旗”也随之在新诗创作中得到了更为繁复的表现.以蒋光慈写于1923年苏联留学期间的《中国劳动歌》《送玄庐归国》为例,“我们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和“告诉人们,红旗下的生活是怎样呢?”“鲜艳的红旗更把你的血液染红了.”已使“旗”在不断人格化、精神化的过程中,上升至“国家”和“社会”、“革命”和“理想”的层面.然而,这种渴望被带回祖国、唤起劳动者自救、共进的歌声,在现实面前却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在写于归国后的《哀中国》一诗中,“悲哀的中国”和“满国中外邦的旗帜乱飞扬”使当时中国的社会语境得到了直观而形象的表达.“旗帜”持有者身份的变化预示着土地领属关系的变化和现实的残酷：此时的“旗”意象依然可以抵达国家主题的高度,但却有今非昔比、物是人非之感.在此前提下,诗人在诗作中流露出悲哀、叹息及凝重、低回的情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然而,在悲哀乍现之余,诗人们和生俱来的“爱国的心”却使其无法消沉下去：“我心头有一幅旌旆/没有风时自然摇摆;/我这幅抖颤的心旌/上面有五样的色彩.//这心腹里海棠叶形/是中华版图底缩本;/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在闻一多发表于1925年的《爱国的心》一诗中,“旗”的“象中之意”显然已被象征化和伦理化了——“旗”归于诗人的心灵,和生命紧密相连,让“旗”意象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而由此考察1925年“五卅运动”对于20年代历史、文学的“分界线”意义,“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爆发,把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3）有“狂飙诗人”之称的柯仲平,迅速写出《伟大是“能死”》,要求“男儿呵！可曾磨利着你的兵器?/妇女呀！一夜忙/可曾绣面战旗?”其后,殷夫在《一个红的笑》《Pionier》《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前进吧,中国！》等诗中,“我们把旗擎高等大风掠着旌旗,/我们上前,上前！”“扯着大旗前进！”等诗句使20年代中期之后诗歌中的“旗”意象已呈现出另一番面貌.
从20世纪20年代新诗对于“旗”意象的关注及凝结的写作经验来看,30年代初期“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继续以“旗”表明鲜明的政治文化立场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我们旗帜上的标语是——/保全领土,收复失地”（任钧：《十二月的行列》）;“在抗敌的旗帜下面”,“让四万万五千万对仇恨的眼睛/一齐看准同一的目标吧！”（任钧：《中国已经开始怒吼了》）让情感更为激越、诗质更为透明.但这种昂扬、激奋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或曰社会心理,却因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而逐渐冷却下来.人们开始正视战争的残酷性和取得胜利的艰巨性,以及战争时代现实生活的腐败现象,代之而起的是40年代初期“七月派”诗人孙钿在《旗底歌》中对“旗”沉郁、内敛的表述,“中国新诗派”诗人穆旦在《旗》中含蓄、智慧的表达,和臧克家《国旗飘在鸭雀尖》式的实录和叙事.值得一提的是,40年代中国新诗由于地域性及相应的区域政治等原因,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诗歌创作中的“旗”往往显得具体、生动和明确了许多：高咏曾在《旗帜》中描摹了一面在太行山巅、清漳河水上飘荡的旗帜,散发的芳香、激奏着自由和 、召唤人民在旗下歌唱;严辰和邵子南分别在《我们的队伍》和《人民之歌》中竖起一面“真理的旗帜”,人们“忠诚而坚定”地站立于旗下、行进于旗下;朱子奇和张沛在为纪念中国 诞生二十周年而作的《我歌颂伟大的七月》和《排列在红旗下》中绘制了“布尔什维克的旗帜”——排列着镰刀斧头的旗帜,工农兵“站在党的四周”“围绕着英明领袖”,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诗的“旗”意象书写都不约而同地延续了这种经验.
二
谈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至40年代新诗的“旗”意象,外来诗歌的文化资源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以奥地利诗人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e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的创作为例,他的散文诗《旗手》（4）、短诗《旗》及《预感》曾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中得到回应.当然,为了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里尔克作品的本土翻译史.1929年,署名王显庭的译者翻译了里尔克的小说《屋顶老人》,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被视为里尔克文字被翻译成汉语的“第一次”（5）.1931年,诗人、翻译家梁宗岱译里尔克的文论《罗丹》（收入《华胥社文艺论集》）,后于1943年在正中书局翻译出版《罗丹》单行本（包括《罗丹》和《罗丹（一篇演说词）》）;1936年,梁宗岱译《一切的峰顶》（杂译外国诗集）,收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这村里》,后于1937年再版时补收里尔克的散文诗《军旗手底爱和死之歌》;1942年,梁宗岱在广西华胥社出版《交错集》中还翻译了里尔克的四篇小说.和梁宗岱相比,诗人、翻译家冯至在翻译里尔克的作品时更具主观上的自觉性.1934年,冯至在《沉钟》32期译里尔克的《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1936年12月,冯至于《新诗》第1卷第3期“里尔克逝世十周年特辑”中翻译里尔克六首诗,并撰写纪念文章《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在纪念文章中人们可以看到冯至于1926年秋天,“第一次知道里尔克的名字,读到他早期的作品《旗手》（Cornett）.这篇现在已有两种中文译本的散文诗,在我那时是一种意外的、奇异的得获.”（6）1938年,冯至在商务印书馆翻译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后附里尔克的《论“山水”》一文）.此外,在现代翻译史上,里尔克作品翻译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1936年卞之琳《西窗集》中据法译本转译里尔克的《旗手》以及诗人吴兴华40年代的译本、“九叶诗人”陈敬容、唐湜在40年代末期《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刊载的里尔克的译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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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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