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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近年来在拆迁过程中底层民众对抗的事件层出不穷.本文回顾了美国社会学家斯科特的一项关于底层反抗的经典研究,认为目前拆迁中所展现的弱者反抗逻辑出现新的特点,相对弱势的底层民众面对强势的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心理上带有极大的不安全感,具有非日常性和非常规性.这些新的自我伤害式的反抗背后的逻辑值得深思.
〔关键词〕弱者；反抗；拆迁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4-0058-04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的加速,近些年来在拆迁过程中底层民众对抗的事件层出不穷,进入2010下半年以来,这种对抗伴随着惨烈的自残事件愈演愈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最近拆迁过程中出现的 事件也引起笔者的注意,这种自我伤害式的反抗背后的逻辑值得深思.
一、一项关于弱者反抗的经典研究
关于底层民众的抗争,美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有一项经典研究.他在《弱者的武器：底层民众反抗的日常形式》一书中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底层民众革命的研究,认为它们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主要关注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 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就发生而言,所谓底层民众的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而且大多都被轻易击败；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达到的结果也可能不是底层民众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基础上区分了所谓“真正的”反抗和象征的、偶然的或者说附带性的反抗行动.真正的反抗被认为是（1）有组织的、系统的和合作的,（2）有原则的或非自利的,（3）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或（4）将观念或动机具体化为对统治基础的否定.和之相反,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反抗则是（1）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2）机会主义的、自我放纵的,（3）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或（4）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和统治体系的融合.斯科特明确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后一种反抗形式是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只有前一种才构成真正的反抗.在通常的历史观中,在历史中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通常无法找到底层民众活动的迹象.底层民众也因而被认为是在政治上没有领导作为的阶级,除非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将他们的力量加以整合和利用,才能作为一个阶级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但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发现,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过于危险,反抗的成本过高.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发现和理解底层民众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底层民众和从他们那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1].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斯科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底层反抗的新颖视角,使我们可以不至于遗漏在历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人民群众”,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历史,因为历史的转机通常由一些细微的、来自底层的运动所推进,从而引起重大的历史变局.
二、拆迁过程中弱者反抗的新特点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对自杀的研究,提供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之一,自杀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个别人的绝望可以归咎于个体心理障碍、人格缺陷、遭遇奇特甚至运气不好,而若许多人绝望则一定是社会有了毛病,无法归因于心理问题.[2]如果一个人不惜孤注一掷、以命相搏,必定是出于深深的绝望.在找寻不到解决问题或麻烦的任何办法,也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出路之时,暴力方式就成为非常可能的选择.因此,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拆迁过程中何以底层反抗会使用如此惨烈的方式.
(一)恐惧
和斯科特在论述道义经济学时不同,当代底层民众面临着一种新的恐惧,取代了斯科特观察到的对于饥荒的恐惧.这种恐惧带有社会转型的时代性,尤其是在面临城市化过程中愈演愈烈的土地利益的争夺战中,相对弱势的底层民众面对强大的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心理上带有极大的不安全感,在一定的情境下得到激发,铤而走险,上演了一幕幕惨烈的抗争惨剧.正如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观察到的,虽然农民在城市务工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收入,从而从物质的角度减轻了贫困的农村发生动荡的可能,但是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圈地运动”所导致的农民变为产业工人最大的不同在于,离乡的中国农民仍然“掌握”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庇护下的自己的那一点土地,他们的“根”仍然在农村.[3]可是,在城市化浪潮、开发区热潮和所谓“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征地现象,却使得情况出现了变化的趋向.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再积聚,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各阶层关系的重组,更有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因为人口和就业的压力、城乡分割的社会制度,并不能使今日的中国像18世纪的英国那样,把没有了土地的农民完全吸纳进工业发展的快车道.
(二)非逻辑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独特性和片面性,只能描述事物的一方面的特点,近期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发生的 事件丰富了我们对道义底层民众经济学和理性底层民众经济学的理解,对于后者,理性的人应该假设生命有最高的价值,在保有生命存在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理性人的模式,然而对于这些放弃自己的生命的来保卫经济财产的底层民众,我们是否还可以说这样的选择是理性的呢?弱者的武器已经不再是所谓“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 ,底层民众使用他们的生命作为他们“弱者的武器”.发生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例强制拆迁案例中,房屋主人都是在国外留学并入外籍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在面对强制拆迁时仍做出了向拆迁队投掷自制的汽油瓶这样违反治安条例的行为,这说明面对强大对象步步紧逼的情境下做出不符合日常行为规范的非理性行为并不是那么难以想象的.
(三)非日常性
相比底层民众反抗的日常形式,在最近的底层民众反抗中呈现出非日常性或非常规的形式.在武汉东西湖地区的农民使用自制的炮弹来自卫,各地出现的使用 等自我伤害的方式来反抗拆迁方等等,都表现出和斯科特所观察到的底层民众反抗的日常形式不同的特点.原因在于,反抗的日常形式在面对涉及利益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在面对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时,底层民众的反抗形式就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方式予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四)真正的反抗和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行动并非截然分开
按照斯科特的定义,拆迁过程的 现象并非属于真正的反抗,它的产生通常不是有组织的、系统的和合作的,而是在各地零星出现、受一定情境激发单独行动的、非合作性质的反抗,而且是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作做出的（因而是自利的）.虽然说在拆迁过程中出现的反抗是个人性质的、非组织化的,但是,这种反抗容易激发底层人民和政府和房产商的矛盾,从而把这种“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行动”转化成产生革命性的后果的反抗,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和反思的地方.这种反抗是属于个人的偶然性行为还是有社会的结构性的原因呢?如果是后者,这些在拆迁过程中不断出现的自残性地底层反抗正是社会预警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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