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火耗归公和黄宗羲定律一个实证是适合黄宗羲定律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黄宗羲周期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雍正元年,刚登基的“四爷”要求各省总督和巡抚向他汇报每个人的“陋规”情况.广东巡抚年希尧称广东巡抚一年例行灰色收入约六万五千两；山东巡抚黄炳奏：“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两江总督查弼纳汇报总督衙门每年陋规收入近二十万两,而两江总督的法定年薪是一百八十两,二者相差一千倍.
对此,雍正的批示是：“览尔所奏,朕心甚悦.全是真语,一无粉饰等”办差多年的他当然知道这么多的红包为何要收,怎么收,收多少,从哪儿来,花哪儿去.事实上,一场雷霆万钧又规划缜密的改革,作为一系列配套改革中的一环,正在加紧酝酿.事实上,虽然不少官员在同时进行的清查亏空运动中落网,但绝大多数的官员将享受涨工资的待遇——自洪武皇帝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涨幅是十至一百倍.
基于我的一项经济学实证研究,可以看到,改革之后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政府的赈灾能力增强了,各级官员的法定收入提高了.然而该研究也发现,当十五年后“好皇孙”乾隆即位后,上述改革效应就消失殆尽了.
火耗和亚财政
狭义的火耗指为了弥补白银征收的正税（主要是地丁银）在运输过程中的损失或熔铸时的损耗而加收的份额,广义指的是地方政府所有普遍性的又没有特定名目的加派的统称,也被称为附加税.如果非要用一个现代的字眼,通俗版本就是“乱收费”,学术版本则是“预算外收入”.
火耗的征收对象自然是纳税人,而且越是地位低微的纳税人负担的税额反而越高,因为较富裕的士绅阶层可以利用其政治地位使他们免受加派.火耗的支出流向就复杂多了.首先,州县政府衙门里面的桌椅板凳、笔墨纸砚要靠它,书吏、衙役、师爷发工资要靠它,修桥铺路要靠它,上司过路请客招待也要靠它.其次,知府、道台、督抚衙门的办公费用和人员工资都来自一层一层以规、礼、费、敬为名义的上缴,而且数额有定,提交有序.所谓“有一衙门即有一衙门之规礼,有一衙门即有一衙门之杂费”.洋洋大观,皆载于时人的笔记、奏折、官箴书.当然,这些不断流动和拆分的红包,到底有多少用于公共支出,有多少进了各级官吏的荷包,取決于 政府的容忍程度和监察水平.据张仲礼估计,晚清大约是二八或三七分成,大部分被贪腐掉了.附加税的收支也被称为“非正式财政”.
为什么这些费用,不能在正税也就是预算内收入的收支中解决呢?原因有三,一是正税的税额是基本固定的,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地方财政支出要求.清朝沿袭了明朝万历年间的土地调查确定的“原额”,康熙更是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二是正税的大部分（百分之八十）被 政府上收,一部分虽然存留在地方,但专门用于维护驿站和武备,实际上是本该 支付偏偏甩给地方的支出责任.最后剩下的百分之五只够发地方官员的正式工资（俸工银）和秀才们的生活补助（学子膏火银）.三是顺治年问建立了奏销制度,规定正税在地方的所有收支必须经由省政府核查,上报户部（财政部）核销.核销的原则,通俗地说,就是“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不然就会被打回重写,甚至兴师问罪.
因此,地方政府就发展出一套平行于正式财政,不公开不透明但灵活方便的财政收支体系,是为“亚财政”（洪振快）.由是观之,亚财政产生的至少一部分原因在于 政府“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且预算内收支严格僵化.“亚财政”收支和分配的规则自然是潜规则（吴思）.“预算内是死钱,预算外是活钱”,自古皆然.
据王业键估算,清中期的地丁银正税占农业收入的比重大约为百分之五,太平天国前下滑到百分之三.相应地,附加税的总规模,康熙末年达到正税的一倍以上,太平天国前达到正税的数倍.考虑到附加税的分担非常“累退”,普通百姓的总税负可能达到了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正税的轻徭薄赋恰恰是因为附加税苛重,其后果则是限制了 政府提供国防、赈灾、水利等跨地区公共品的能力.
关于中国前现代弱国家能力的三个理论
近来,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国家能力”这个概念,他们发现前现代国家的正式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较高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这一比重达到了百分之二十,还以此为抵押发行大量外债,支持其海外扩张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此同时,英国实现了韦伯提出的“公共治理的理性化”,建立了公开透明的公务员队伍.那么,国家能力是什么决定的?清代的国家能力为什么比较低下,而且日益低下?
新政治经济学最近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大一统.在王国斌看来,欧亚大陆的古老帝国们的问题在于“一统”：不存在借钱者和征税者之间的竞争,老百姓不能用脚 ,商人不能“择善主而栖”,暴君和违约者不能被“优胜劣汰”.而另一些学者则更强调“大”,孙传伟认为中华帝国疆域广阔（信息不对称严重）,所以国家只能“轻徭薄赋”,而容忍 人征收苛捐杂税.根据这个理论,之所以“用道德来代替数目字管理”（黄仁宇）,是因为中国太大,数目字管理成本太高.
但纵观中国历史,即便是在清代以内,疆域大小（包括对边疆的治理模式）也是不断变化的,对官员的监察能力的大小（包括监察的机构、制度和手段）也并不是疆域大小的单调函数,更不用提监察的频率和惩罚的严厉程度了.正如雍正最爱跟臣僚讲的一句话：“有治人,无治法.”监察能力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所以,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能而不为”,历史上整治官吏的努力总是隔靴搔痒,收效甚微?
马德斌和贾里德·鲁彬（Jared Rubin）强调了专制君主制下的“可信承诺”问题.可信承诺是说合同的一方,有事后（expost）不遵守承诺的激励,使得事前（exnate）对双方都有利的安排不能实现.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的透明化和高薪养廉就是一个不可信的承诺.对于权力不受约束的专制君主,公共管理的透明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遏制官员征收附加税的攫取之手,但另一方面它也加强了君主向下的攫取之手,使他对官员的养廉银可以随意支取,使 政府对地方政府收入可以随意上收.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应对,或者是“撂挑子”消极怠工,或者是征收新的不透明的附加税以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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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论黄宗羲对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摘要]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因此，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上，政治思想大多是为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延续而存在的。黄宗羲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
2、 黄宗羲:教育的启蒙者 黄宗羲，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生于绍兴府。
3、 黄宗羲定律和国家治理 摘要：由于中央集权的特殊体制，“黄宗羲定律”也反映出税负改革与王朝更迭存在着相当紧密的互动关系，最终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周期率的形成。从治理的角度。
4、 黄宗英亲聆毛罗对话历史真相调查 2002年12月上旬，继一年前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在其南海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文尾，特设的仅有800字的《再说几句》一章，将其听说来。
5、 和黄宗英争议小木屋 我是在1980年秋天应梅朵召唤，接手亟待开张的《文汇月刊》报告文学专栏的。北京的刊物，特别是《人民文学》，占天时地利，得风气之先，在发表徐迟写“。
6、 赖声川、黄磊获称中华文化人物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主办的“2017中华文化人物”颁授盛典在深圳举行。包括文史学者刘梦溪、新编芭蕾舞剧《白毛女》女主角森下洋子、藏文化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