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文学经典影视改编中的审美嬗变是关于本文可作为审美嬗变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审美嬗变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红高粱》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再到电视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经典化.在两次传播的经典化中,由于叙事媒介的不同,其叙事话语、审美视角、审美方式等均发生了嬗变,呈现出差异化的审美特征.在从小说到影视的文本转换之间,“红高粱”这个“元故事”在不断的改编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编事实上完成了对文本的一次艺术重构.
关键词：红高粱；改编；时代主题；女性主体；审美嬗变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8-0159-05
《红高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早期代表作,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红高粱》发表之后,莫言又陆续写出了《高粱酒》《狗道》《高粱殡》《狗皮》等,1987年将其汇成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1987年,张艺谋导演将《红高粱家族》改编成电影《红高粱》,1988年该片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亚洲电影,此后该片还在其他重要国际电影节上屡获大奖,引起第一次“红高粱”热,莫言及其作品也开始走出国门,赢得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2014年,郑晓龙导演将《红高粱家族》改编为电视剧《红高粱》,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在全国热播,该剧先后获得国剧盛典年度十佳电视剧、华鼎奖百强电视剧第一名,并入围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成为《红高粱》传播史上的又一个高峰.《红高粱》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再到电视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经典化.在两次传播的经典化中,其叙事话语、审美视角、审美方式等均发生了嬗变.分析《红高粱》在不同叙事媒介中的审美嬗变,对于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叙事话语的差异：时代造就的主题变迁
《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以其“天马行空的创新精神”①而蜚声文坛.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1984年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第四次委员代表大会更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②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影响,西方文艺思潮也为国人所知,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创作,莫言也曾多次提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对其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小说潮流迭起,1985年前后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让许多作家和读者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认为“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③.由此可见,思想的解放、文学氛围的相对宽松与自由、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等因素,共同影响了莫言的小说创作,使《红高粱》充满了创新精神,给读者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审美体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它突破了传统语言、结构的表现手法,运用心理、感官、意象等描写,大肆渲染传奇的情节书写,在多重意象建构上也颇有新奇之处,整个作品跌宕起伏,呈现出丰厚的美学意蕴.
《红高粱家族》以抗战为背景,穿插了“我爷爷”和其他高密乡抗战英雄的故事,将书写的笔触伸向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作者站在民间立场上塑造了一系列抗日英雄,如“我爷爷”“罗汉大爷”.这些形象摆脱了“十七年文学”中主人公“高、大、全”形象的禁锢,是一群独特的有着鲜活的生命与红高粱特质的英雄.作者在塑造这些抗日英雄时,不但刻画了他们在民族灾难面前的血性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更写出了他们充满自由和人性的日常叙事.在莫言笔下,“罗汉大爷”抗日是因为其东家“我奶奶”的骡子被日本人抢走,他也被拉去做苦工,心中无数次腾起复仇的火苗,而在其终有机会逃走时,却因牵挂那两头骡子而未走成,最终惨遭日本人的剥皮.“我爷爷”队伍里的王文义,天生胆小且反应迟钝,显然不是当兵上战场的料,但日本人的飞机将其三个儿子炸成了碎块,在“我爷爷”招兵买马时,他的妻子义无反顾地把他送到队伍中.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苦难的反抗与不满,坚强地守护自己的自由,傲然地活出生命的强度.
小说通过对生活在高密乡这个中国社会一隅人们抗日精神和状态的书写,达到了对传统文化“寻根”的目的,对抗日精神从宏观高度赋予其深广的社会寓意,用火红的高粱作为民族、国家、人性的寄寓,“惊天地、泣鬼神,民族的血性精魂便以这翻腾狂舞的红色主旋律,呼唤着众多在现代生存的困扰中日趋萎缩的生命”④.作品中出现了两个的形象,一个是“罗汉大爷”在被抓做劳工时对他施以帮助的无名氏,另一个是“我爷爷”队伍里的任副官.作品中通过“我父亲”的话语表达出作者对任副官的高度评价,“任副官八成是个,除了里,很难找这样的纯种好汉”⑤.作为新时期国家的主要建构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政治话语权力,作者对的正面刻画,传达出文本对“国家大义”的政治追求,对民族和国家宏大叙事的关注,不但体现了作者对高密乡人们追求自由傳统的歌颂,更是对民族抗日精神的“主旋律”表达,表现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合谋.
1987年张艺谋导演电影《红高粱》时,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悄然地发生了变化.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让文学政治环境更为宽松.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原来围绕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写作遭遇到“文化冲突”所产生的困惑和难题,文艺界开始“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将寻找自我和寻找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⑥,对人性本身的关注和书写越来越被社会认可.乔治·布鲁斯东在谈到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时说：“一位电影工作者并不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的翻译者,他是另外一位有自己的意志的作家,而且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作家.”⑦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影《红高粱》成为对小说文本的又一次经典化创作.
电影的篇幅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更集中地完成叙事、传达主题,是电影叙事首要考虑的问题.电影《红高粱》删繁就简,在原著的基础上精心设计,进行大刀阔斧的剪裁,把“我奶奶”的出嫁场面放在片头,从女性的婚姻角度切入叙事,小说体现“国家大义”的宏大书写被淡化.影片在对“我奶奶”和李大头这桩并不对等的婚姻叙述之后,便回到婚礼现场,有人高叫着“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话音刚落,“我奶奶”便在花轿中一把扯下红盖头,叛逆的个性张扬出来.影片弱化或省略了原著中罗汉、王文义、“我爷爷”等抗日故事的英雄传奇,重点演绎“我爷爷”和“我奶奶”之间的爱情故事,原作中“我爷爷”是吃拤饼的土匪,影片中却成了烧酒坊的伙计,不顾世俗眼光和“我奶奶”过起了“恩爱夫妻”般的生活.影片把原著中大量抗日战争的描写删去,通过画外声简要叙述,而刻意放大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爱情传奇中洒脱的精神面貌,把颠轿、野合拍得那么豪放而有诗意,且整体节奏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冲突.“我爷爷”和“我奶奶”爱情传奇的基础,正是发于自然人性的爱欲,由于这种原始的爱欲,才引发了高粱地里这种奇特、大胆、狂野的爱情故事,才激发出主人公对自由、对生命的渴望,潜隐在这种渴望背后的,则是影片对人性自由问题的追问和感怀.影片通过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来赞美生命的自由不羁,赞美原始生命的勃勃生机,承载着深刻的社会主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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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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