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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寅史论义理化倾向非常明显,借史论抒发儒家的政治理想和现实关怀,对南宋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在史论方面禀承胡寅义理化特色,犹过之而无不及.通过对他们史论揭示和比较研究,可以管窥新儒学在历史政治领域所产生的经世作用和永恒价值.
关键词：胡寅；朱熹；义理化；史论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096-03
宋代儒家学者胡寅和朱熹,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强烈建功立业使命感,“学以为圣人”成为他们的共识.他们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往往借史论以发挥.通过对他们史论的揭示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管窥他们各自思想旨趣之传承,进一步了解新儒学在历史政治领域所起的经世作用和具有的永恒价值.
一
就胡寅家学传承而言,其父胡安国积三十年之久写成了《春秋传》,对《春秋》历史事实加以申发议论,并以儒家义理为准绳衡断是非得失,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胡安国自称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发.他本人引史学入理学,史学义理化倾向非常明显,这对其子乃至于后来南宋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胡安国之子的胡寅、胡宁、胡宏,以及侄儿胡宪,都从胡安国习二程洛学,后世即认为他们“并以大儒树节南宋之初.”.后来胡宪和朱熹有着师生关系,朱熹师事胡宪时间较久,其学术影响借朱熹得以传承.而胡寅和胡宏继承湖湘学派并使之发扬光大.胡寅史论深得其父义理化倾向的精神主旨,借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记人物事实大加议论,撰成史论巨著《致堂读史管见》,其义理化倾向尤其突出.胡宏则重心性之学,下传弟子张栻,张栻和朱熹往来问学,从而使湖湘学派得以从相对影响有限的地域性学派,进而发展到对整个南宋思想界的影响.
胡寅之弟胡宏重形而上性理之学的阐释,对其兄致力于史学而忽视精密高深的本体论体系建构的做法有所不满.这一治学态度也影响了其弟子张栻对胡寅的看法,在张栻讲学弘扬湖湘学派时期,张栻推崇胡宏性理之学而贬抑胡寅史论思想.朱熹则对此深表不平：“南轩只说五峰说底是,致堂说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有说得好处,或有文定、五峰说不到处.”胡寅说得好处,被朱熹充分肯定,当时他自觉地以儒家正统标准和义理标准来衡断历史,把史学和理学相融的治学之道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朱熹始终认为胡寅思想比较平正,虽不似胡宏高深,但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样不可忽视.朱熹曾将胡寅的《致堂读史管见》和范祖禹的《唐鉴》对比：“致堂《管见》方是议论.《唐鉴》议论弱.”而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亦称《管见》“议论宏伟严正,间有感于时事”.朱熹著《通鉴纲目》,全文共引用胡寅《致堂读史管见》达七十七处,而节录或转述则多达三百四十一处.胡寅史论思想对朱熹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朱熹在历史政治问题上,无疑和胡寅存在许多相似看法,所以引为同道.
二
南宋时期思想家们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更加强烈,其显著标志即是治学的忧患意识、经世意识通过史评史论的方式得以不断体现.史学义理化倾向不仅没有得到限制,反而表现出更强劲的发展势头,到朱熹时期已蔚然可观,其编著的《资治通鉴纲目》,更是依据义理标准撰述的典范,把史论的政治教化功能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进一步突出史论褒贬评判是非得失的价值作用.《朱子年谱》卷一中声称：“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公编年之书,绳以《春秋》记事之法,纲举而不烦,目张而不絮,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朱熹明确《资治通鉴纲日》的编撰思想,还体现在《凡例》之中,其核心要义是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尤其是明正统,具有“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的历史意义.
胡寅《致堂读史管见》是以正统标准评断历史存在演变的合法性,其实质是义理标准的外在体现.朱熹论历史充满了道德批判,也是基于义理标准这一实质内容,《资治通鉴纲目》大义就在于正统：“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日：‘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履冠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朱熹对三国以蜀汉为正,批判司马光以魏为正这一看法,和胡寅观点如出一撤.据《资治通鉴纲目凡例》：“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等无统,谓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朱熹的正统说和欧阳修的正统说一脉相承,清人何焯云：“正统有时而绝,欧公千古特出之见.而朱子所谓三国、南北、五代皆无统之时,实因之也,等而较之欧公所论则尤密矣.”朱熹以《春秋》笔法著《通鉴纲目》,正统观点受胡氏父子思想影响很深.有学者认为,《致堂读史管见》“实导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之先声”.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被后人尊奉为“《春秋》后第一书”,明代翰林院编修谢铎日：“是书师法《春秋》,实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可见它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更是一部政治伦理教科书.可以说,朱子《通鉴纲目》所张扬的正统观念基本上主导了元明清三代正统之辨的话语权,故清儒谓“朱子之《纲目》出,而后古今之议正统者定”.
《资治通鉴纲目》序言中称：“绍兴初,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读之,犹窃自病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而及其详也.故尝过不自料,辄和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檃括,以就此编.”钱穆先生依据此序言指出,朱熹曾在胡安国闽中故居侍坐于胡寅,并在此读到了胡安国所著《通鉴举要补遗》,从而认定朱熹史学和胡氏父子有着传承关系.这一观点表明,虽然朱熹史学相对于哲学思想的创建而言有逊色,但其史学思想同样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朱熹史学上精于考证,学问根底扎实,通过以史阐道,追寻和建构起比较完整的历史政治存在和演变的价值体系,这一致思方向无疑受胡寅史学和理学相融治学路向影响.
三
通常理解认为,朱熹是“道统”论积极的倡导者和“道学”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的胡寅,无论是对“道统”的意识,还是对“道学”的传承关系,也是了然于心,在其史论中不断加以揭示.胡寅特别强调儒学之正,有着强烈的卫道意识,这一点被朱熹引为同道,从而其史论思想受到朱熹高度重视,也就不足为怪.朱熹论“道统”时将“道学”放在首要的位置上,目的是明“统”必有所“学”.虽然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是针对陈亮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但他全力肯定一个“内圣外王”合一的上古三代之“统”,正是为后世儒家批判君权提供精神上和事实上的凭借.就“道学”而言,他之所以强调孔子“继往圣,开来学”,也首先着眼于“治天下”这件大事.后世帝王欲“治天下”,舍此“道学”便无所取法.这是朱熹所理解的往圣先贤的微言大义,同时也是胡寅史论中揭示出来的微言大义.他们共同的用心之处在于极力提高“道学”的精神权威,逼使君权就范.因此可以说,在朱熹和胡寅思想中,“道学”构成了“道统”的精神内核,而上古“道统”的出现,则为“道学”之体可以“散为万事”,化成人间秩序,提供了“历史的见证”.道统和道学之体是他们真实信仰和基本预设,离开了这一信仰和预设,他们关于人间世界的意义系统便会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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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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