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1966年—1972年中国外交政策内向性分析是适合不知如何写中国外交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中国十大外交腹黑事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点无须证明.而“内向性”则主要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订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众多文献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内向性”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旨在论证在1966年—1972年间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中国外交；外交决策；内向性
一、“内向性”的作用
一国的外交政策要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点不言自明.本文旨在证明在1966年—1972年间,这种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即“内向性”：“中国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制定的,而且受到国内政治的重大影响”.①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至此,中国社会全面陷入混乱之中.外交政策的重要执行机构——外交部一度大权旁落,以至于出现了“三砸一烧”这样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的事件.“从1969年‘五一’劳动节 接见外国驻华使节起,中国主动改善因极‘左’思潮而受到破坏的同某些国家的关系,重新向外派驻因参加‘文化大革命’而奉召回国的中国大使,使中国外交较快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来”.②
1966年—1972年的中国外交政策实际上被分为了两个阶段：1966年5月—1969年4月为第一阶段；1969年5月—1972年2月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可以总结为“世界革命”,第二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可以总结为“联美抗苏”.
1966年5月开始,中国社会全面“左转”.“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连一些一向通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亚、非、拉国家也对中国的一些‘左’倾言论和某些作法产生了不满”.③
第一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严重受到了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时期很多非理性的外交行为皆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偏激.而这一切皆是在“世界革命”的大旗下展开的.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由国内因素所主导.
从执行机构——外交部来看,“七二零事件”后,从武汉回到北京的王力发表了“八七讲话”,鼓动造反：“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等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等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④随后,“整个外交业务陷入混乱,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达16天”.⑤
从外交决策机构来看,作为政治决策的最高机构—— 政治局的人员构成较之以前有了较大的变化.极“左”派在这一时期占据了政治局的众多职位.“1966年前的 政治局委员中到九大召开时只剩下 、周恩来、林彪、康生、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⑥
那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都严重受到了国内因素的干扰.一旦外交决策和执行机构受到干扰,那么中国的外交政策必然会受其影响.很多政策不能够依照正常的程序制定或者得到贯彻执行.
从1969年5月九大闭幕后至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此为第二阶段.“到了1969年春,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方面已初步整顿和恢复了外交机构的正常秩序.1969年4月,中国 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乱得最厉害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⑦
在这一阶段,中国外交政策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实现了从“两个拳头打人”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调整.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两大成果之一（另一个为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一转变从根本上而言是受到了中国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
林彪在九大上宣读的报告表明当时 高层所定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顺利结束,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已经过去. 初期,社会运动的主力“红卫兵”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了“上山下乡”运动中,因而各个国家机构受到冲击的局面逐步减少,国家机构的运转也开始逐步恢复常态（尽管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
各个驻外机构的代表又被重新派出,外交沟通的渠道逐渐恢复正常,使得中国外交的决策层能重新接收到比较全面的外交信息.
在综合了这一系列信息的基础上,中国的领导人才开始逐步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愈加孤立了, 1968年就发现了这一苗头：“他在1968年3月22日同 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等人的谈话中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⑧
当国内政治秩序恢复常态以后,中美关系就逐步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在1966年5月—1969年4月和1969年5月—1972年2月这两个时间段内,中国的外交政策都受到了国内政治的决定性影响.
二、“内向性”的影响强度
这种“内向性”影响的强度在第一阶段——“世界革命”（1966年5月—1969年4月）要强于第二阶段——“联美抗苏”（1969年5月—1972年2月）.
要论证这一结论,就需要证明“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出台的影响因素不只是国内因素或者多于决定“世界革命”的影响因素.
那么,“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的出台源于哪些方面呢?
1.中国国内混乱局面的恢复.中国外交机构在第二阶段恢复正常,使得中国在这一时期能够做出这一外交决策.
2.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联美抗苏”这一外交决策和“世界革命”这一外交决策最大的不同在于涉及的推动因素不同.“世界革命”这一外交决策完全是由中国国内因素所主导的,外部世界无法对中国的这一外交决策做出实质性的影响.国内在“无产阶级 下的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影响下,红卫兵纷纷夺权.“借口支援世界革命,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甚至在1967年7、8、9这3个月外交部大权旁落,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召回,开展‘文化大革命’”.⑨外部世界在这一时期很难了解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更谈不上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了.但“联美抗苏”这一外交政策的出台就截然不同了.这一外交政策包含了两层内容：联美；抗苏.这一政策的重点是“抗苏”.因为中国是为了“抗苏”才“联美”而不是为了“联美”才“抗苏”.
总结:此文是一篇中国外交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 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两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记者会上，王毅表示：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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