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忆戴老是关于戴老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民国戴老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戴老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回想往事,历历在目,他的音容笑貌也经常在我脑海泛起,有时竟忘记他已经离开我们了等
我开始知道戴文葆这个名字是在1983年,那时正是“ ”以后,各出版社开始评高级职称,我当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具体张罗这方面的事.人民出版社是出版界评高级职称的全国试点, 出版局主办的内部杂志《出版工作》又作了报道.为了更好地掌握评审标准和具体做法,我和中青社人事处的同志,就去人民出版社“取经”,总编辑张惠卿和其他有关同志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经验和情况.在谈到如何掌握编审这个标准时,他谈到了戴文葆同志,并且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评编审,他们就树立了戴老这个标杆,接着谈到他的知识水平、编辑经历、工作成就等.我听了以后,肃然起敬,心里想这个标杆可能太高了.但当时正是评审工作全面推开的初期,上面的精神是从严掌握,后来《出版工作》刊登了戴老的材料,他实际上是我国出版界1983年评编审的样板,或者说是“标准”的具体化.这使他在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戴老真正接触,相知相识,还是在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草创之时.1984年初,我奉调到 出版局工作,具体负责筹建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1989 年8 月后改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这项工作是根据1983年6月《 、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的有关精神具体提出的.当时 和出版局的领导都很重视,出版局各部门的同志也很关心,局分党组除分工由刘杲副局长主管以外,还特请老领导、当时的顾问王益同志兼任筹备组组长.可是对我来说,从一个出版社转到出版局,不仅到了一个新单位,而且工作性质也不相同,所以不能不多方求教,寻求多方支援.这样,戴老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难得的老师和许多事情的顾问.
1988年4月经 批准,成立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戴老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是研究所社外力量的重要支柱,也确实为研究所的工作提出过许多好的意见.他曾就当时编辑出版的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情况和趋势,做过认真分析,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如怎样看待商品经济条件下编辑出版工作的新动向,以及图书发行工作中的新问题等.同时,戴老还为编辑研究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如给编辑培训班讲课,应聘担任南开大学编辑学专业的兼职教授,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每周不止一次地往返于京津之间.有些工作听来甚至琐碎.那是1993年8月,第六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我国首次轮值举办.依照惯例,和会的外国代表们需要去机场迎接.考虑主要的代表都来自日本和韩国,因戴老和我曾去两国参加过前两届的研讨会,较为熟悉人头和情况,我就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帮助去接机.戴老二话不说,第二天一早就和我们出发到机场.可是来得太早,加之飞机晚点,大家等了很长时间,而戴老一直都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类似这样的工作,无论大大小小,戴老都做,都一样地上心、认真.这可以说是戴老对研究所成立以来的一种高兴、兴奋的情感流露；但更多的,还是戴老一生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热忱和执著.对我来说,无论是在研究所还是在编辑学会,和戴老共事时我都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
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戴老一直没有离开学会,从第一届到临终都是顾问.学会凡是需要他参加的会议,都请他出席,他也积极参和,提出各种建议.1994年9月,我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退下来,从事编辑学会的工作.在学会工作的这段时间,现在能找到的戴老曾寄送给我的两张贺年卡和他的一本新著弥足珍贵.其中一张寄于2000年元旦.当时,我们编辑队伍当中有的人存在严重的剽窃行为,将作者稿子中的内容、观点据为己有.这一苗头被戴老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在贺卡上写道：“编辑学会教育我们学会编辑.编辑队伍越来越发旺,各种人才都有,好得很！队伍庞大,免不了庞杂,我们管不着,不能、不应管,只‘统’不‘战’.终南山进士钟馗只管打鬼,不能打编辑.”这贺卡的背面,恰是一幅钟馗捉鬼图.戴老就是主张编辑学会要有钟馗,打击这些不道德的东西.后来,我根据戴老的这张明信片,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专门讲编辑的道德问题.
第二张贺卡寄于2002年元旦前夕,戴老希望我“多写点针对性文章,为中国编辑学会生辉”.那个时候,编辑学讨论刚刚兴起来,不同观点很多.我当时有一段时间集中整理这些不同观点,工作的重点集中在学术方面,对当时的现实情况,比方说当前的编辑工作、出版工作到底有什么问题,注意得不够,戴老的提醒,对我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平时,戴老也对我十分关心,经常通过书信和我交流工作上的事情,我们间的深厚情谊随着这些书信往来也愈发醇厚.可惜由于搬迁,这些书信都已流失,现在想来,十分懊悔.
2006年初,他送我《射水纪闻》一书.该书是他在逆境中被迫迁居桑梓,从事劳动之余,不辞辛劳,奔走四方乡里,采乡谈,编旧闻,为后人留下来的三十余万字的著作.射阳河畔的真实,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佐证.这是多么令人起敬的作为！但他在给我赠书的题词中只写了淡淡的两句话：“源于敬乡之诚,出于桑梓之情”.
我对戴老渊博的学识和丰富又坎坷的经历早有所闻,和他共事的经历中,有两件事让我对他的知识丰厚、博闻强记印象极深.
第一件事发生在1991年,我和戴老去韩国参加国际出版学研讨会.这是我和他第二次一起出国（第一次是1989年去日本）.当时去韩国需要从香港转机.到韩国后,行李没有随航班一同到达,而我们两人参会发言所需穿着的西装都还在行李里.我除了箱子里的一套,身上还穿着一套,可戴老随身只穿了一件普通茄克,西装在行李里还不知被托运到了哪里.
会议上,韩方安排我首先发言,之后未着正装的戴老从容上台,大家立刻对这位一身便装的老先生增添了几分好奇.戴老首先对大家表示歉意,说明今天未穿正装、有失礼仪的原因.这对于经常往来于各国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来说,托运行李发生问题是难免的事情,当然可以理解.戴老随后开始了他关于“中韩文化交流史”的发言.他在台上引经据典,讲到中韩文化交流中很多不为人熟知的内容,尤其是朝鲜李朝和我国明、清两朝在商贸、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史实.戴老引用《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实录》,讲述：万历时,朝鲜联合明朝两次挫败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说明两国友好源远流长.又以李朝世宗李祹遣使到中国购求《资治通鉴》等典籍一事为引,大谈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传奇,其中很多情况连韩国人,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和会者所不知道的,一些历史细节听也没有听说过.戴老以其丰富的学识,震撼了会场,整个发言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会后一些学者纷纷找戴老,希望进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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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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