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外邻避冲突理论流变学术动态是适合冲突理论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冲突理论范式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 近年来,各地邻避冲突呈点状式密集爆发,成为影响地区经济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的掣肘.要细化对邻避冲突的探究,加强对预防和化解邻避冲突实践的情境分析.相比国内“邻避”冲突的研究,国外起步早,成果也更丰富.目前,发达国家的研究跳出了解决邻避问题的传统思路,提出了“不要建在我家前院（NIMFY）”“后邻避主义”“能见度”等观点,研究视角也有调整,对邻避冲突成因的分析更全面.追踪国外学术动态,对中国邻避冲突的理论创新和对策化解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邻避冲突；冲突管理；后邻避主义；环境决策；不要建在我家前院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7）04-013-（9）
邻避冲突产生于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影响,邻避设施所产生的效益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共享,但其负外部效果却由附近的民众来买单,当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引起当地民众的抗拒心态和反对行动.[1]邻避设施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厂、变电站、火化场、高速公路等具有负外部性的基础设施等.我国自2007年厦门PX事件引发社会热议后,邻避冲突事件在全国范围内频繁爆发,如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 事件、四川什邡反对千万吨钼铜冶炼项目等.“邻避”冲突已然成为当下政府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也对消解社会风险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重大挑战.邻避冲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一现实情境下,公民权利意识发展、现代科技知识普及和公民环保理念树立交互作用的结果.相比之下,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较早,邻避事件的出现也早于我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外学者已经就邻避冲突的形成原因、作用机理和解决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国外有关邻避冲突的研究仍在向纵深方向持续推进,对国外前沿理论的梳理能够为我国邻避冲突的预防、治理和解决提供最新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
一、“邻避”冲突研究的重要理论流变
邻避冲突在发达国家学者的视野中并非新鲜的研究话题,各国政府在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天秤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通过多种治理手段创新,在避免和解决邻避冲突的行动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无论对哪个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会停滞,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很难根除,因而,国外学者对邻避冲突的理论挖掘和实践研究未曾停滞.带着批判的眼光对既往理论进行审视和反思,国外学者跳出了邻避冲突业已形成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反思、修正和再阐释.
（一）对传统“邻避”理论的反思和重构
“NIMFY”（NOT IN MY FRONT YARD）,可译为“不要建在我家前院”或“不要建在我能看得见的范围内”,这是由希腊学者A. Kontogianni,Ch.Tourkolias等通过对传统邻避理论的逆向研究而提出.[2]他们以艾维亚（希腊）南部地区的风能发电场选址为研究案例,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受访者①进行调查得出结论,在居民可以参和公众协商并且在政府建立有效的选址规划程序的前提下,居民可以接受如风能发电场等这类不具备强烈“邻避”情绪的基础设施在本区域看不见的范围内建设.邻避设施选址和居民的居住区之间不能有直接的视觉接触,故而将该理论称为“NIMFY”,或者“前院综合症”.
传统的“邻避”研究认为公众非理性的自私心理是“邻避”冲突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对传统观念反思和重构的基础上,该理论提出了两个层面的核心观点：第一,强调能见度（visibility）的重要作用.能见度指处于某一生活区内的居民对“邻避”设施能够直接进行视觉接触的地域范围大小.能见度作为解决“邻避”设施所带来的视觉侵扰问题的关键要素,能够缓解“邻避”设施选址和居民之间紧张关系.能见度这一理念的提出,验证了“个体”“后院”等概念是根据被预期的发展能够直接可见的程度而定义的.认识到传统理论对“后院”概念界定的模糊性,该理论重新界定了能见度对“后院”的范围,即传统概念上的“临近”不能被称为后院,只有居民可直接接触的范围内才被称为“后院”.因为能见度和当地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参数都密切相关,所以能见度对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度具有支配性的影响.第二,区别于传统“邻避”情境下的公众认知和行为,持有“不要建在我家前院”这一态度的居民,往往是积极參和政府决策并能掌握许多信息的人,他们并非偏爱搭便车的人,也不是自私和狭隘的利己主义者.在针对如风能发电场这类为生产可再生能源资源（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而建设的基础设施选址决策中,绝大多数公众表示全面支持.只是以此为前提,“邻避”设施附近的居民对（将要或者已经）在非本区域建设的风能发电场的支持率会更高.“对被贴上‘邻避’标签的恐惧,以及对可再生能源概念的正面道德标准都可能使许多受访者的答复‘丰富多彩’.[3]”
上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批判“邻避”冲突源于居民自利的“经济人”心理,是居民公共理性缺失的产物,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因而对社会公众“邻避”行为的评定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相比之下,“NIMFY”理论代表了和之相悖的观点：在可持续发展型能源设施的选址中,公众体现了更强烈的牺牲精神.虽然“邻避”设施本身具有的负外部性给附近居民带来心理、健康、房产贬值等一系列可见的或潜在的利益受损风险,“对于风能类基础设施的公众接受度类似于‘U’型曲线,通常公众 在设施建设阶段被观察到,但一段时间过后,接受度就会增加.[4]”这种更为高尚的公共利益取向反应了社会公众价值观的转变,同时体现了环境公平意识已经上升到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层面,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保护不再是小部分人的义务,其正在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二）“后邻避主义”思潮的形成
20世纪末,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和“邻避”冲突爆发的升级,国外学者重新审视既有“邻避”研究的普适性问题.北美、法国和西班牙学者对“邻避”理论提出了两个质疑：其一,“邻避”理论研究和“邻避”冲突实践的脱节.大量的理论框架并不能有效指导具体的案例分析,核心理论内容的普适性和解释力不强,“邻避”理论的丰富完善并没有对化解“邻避”冲突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其二,对“邻避”冲突的发展过程缺乏动态性的、发展式的理解视角.通常情况下,“邻避”冲突过程被认为是单一的,冲突随着公众反抗行为的结束而结束.据此,北美、法国和西班牙学者指出,“邻避”冲突的发展是一个持久而动态的过程,存在着特点鲜明的两个阶段,故而提出“邻避”两阶段论.[5][6][7]
总结:本论文可用于冲突理论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冲突理论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参考文献：
1、 生态补偿邻避效应 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许多地方都被视为是“洪水猛兽”，往往一提及就会遭到强烈反对，最终都是难以落地。然而在汕头市潮南区，当地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在顺利。
2、 从理论自觉到学术自信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在党和国家做出“全国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后，。
3、 邻避冲突化解之道 “邻避设施”一词最早于1977年由美国学者O Hare提出，称之为“Not In My Back Yard”（NIMBY），是指那些具有负外部性。
4、 城市化进程中邻避危机 摘 要： 邻避危机是由变电站、化学工业企业等邻避设施而引发的公共危机，极易引起当地民众抗争，是城市化进程的衍生物和副产品。目前针对国内城市化进程。
5、 论我国邻避风险规制模式制度框架 摘 要：邻避风险规制所涉主体有行政机关、项目建设方、受项目影响的民众与技术专家等，他们在邻避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交流与风。
6、 邻避设施决策中公众参和 [摘 要]公众参与是推进邻避设施决策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广州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为例，从公众参与主体、参与程度、参与形式、参与保障四个方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