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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宏观审慎框架将在一定程度上分担货币政策的压力,让其更从容地作用于维护币值稳定和熨平经济周期.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这意味着我国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共识达到了空前高度,也标志着我国金融监管即将进入全面从严的新时代.”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何帆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各国央行主要以货币政策为核心,以稳定币值为目标,较好防止了高通胀.但2008年金融危机说明,价格稳定并不代表金融稳定,例如危机前美国的物价稳定但金融资产价格大涨,市场行为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跨市场风险传染性较强.
10月19日,在十九大 金融系统代表团召开的讨论会上,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只有货币政策还不够,金融风险主要源于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宏观审慎就是对这两者对症下药.“双支柱”调控框架将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二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
为什么要“双支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双支柱”调控框架是一个相得益彰的设计,具体上可从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职能去分析.
理论上,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币值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发挥“烫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在实际操作中,作为银行的“银行”,货币当局还肩负着调节流动性的职责,由此货币政策亦时常作用于维持金融稳定,加大了几大目标间的冲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相继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事实证明,本轮量化宽松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并带来了相应的 效应.
以我国为例,2008年后货币政策的几次“放水”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我国金融业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此间,传统金融机构创新凸起、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在市场高呼中国金融迎来“自由化”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杠杆、资产泡沫、影子银行、资金脱实向虚、金融“空转”等系列问题.
如此,既削弱了货币政策促增长的实际效果,也让其进一步陷入稳币值、促增长和稳金融的矛盾泥潭之中.
在此情况下,监管部门急需一套既和货币政策相互独立又可相互协作的机制,用于防控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框架应运而生.
陈道富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宏观审慎主要应对的是两方面问题：一是“太大而不能倒”,即监测并防范类似于雷曼兄弟破产的个体金融机构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情况；二是通过逆周期操作来防止风险跨市场传播,在经济上、下行期间均为行业留出缓冲空间,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何帆则认为,目前货币政策承担了较多的职能,宏观审慎的引入可在一定程度上松绑货币政策,让其更从容地作用于维护币值稳定以及熨平经济周期.
探索中前行
当前问题在于,几乎全新的“双支柱”探索,国际上是否有先进经验可供镜鉴?
对此,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称,“双支柱”调控框架是我国根据近代全球金融发展和国际经验所总结出的“新智慧”,“我们走在了国际的前沿,并无成熟模式可借鑒.”
换言之,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双支柱”道路,还需探索和研究.
10月19日,易纲也表示,中国较早便开始了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着力建立金融宏观审慎框架.
具体上,早在2011年,央行便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扩张速度要和经济发展、资本金相适应；并在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纳入管理.由此,我国“双支柱”调控框架基本形成.
但亦有专家分析,由于MPA建立时间较短,和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相比操作工具较少,且评估指标有待进一步精确、优化,因而距离“双支柱”框架的完成还为时尚早.
陈道富进一步指出,实际操作中,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使用的政策工具基本相同,这使得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和结构性的日常监管或产生重叠.
李迅雷也分析称,虽然从架构设计来看,宏观审慎已建立了十分系统化的评估体系,但其评估指标数据仍有待进一步合理完善,且应针对体量不同的机构采取差异化指标和红线管理.“我国MPA评估系统还需积累大量经验、数据,才能进行调整和优化.”
和此同时,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虽然我国正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并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如MLF、SLF等对市场利率和流动性实施灵活引导、调节,但其传导效果有待改善.
如何让“双支柱”有效发挥调控作用,在“解绑”货币政策的同时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仍然需要政策框架层面的探索.
金融业或迎来洗牌
陈道富建议,当前MPA针对的主体为银行,但随着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和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未来可逐步将更多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的新金融机构纳入评估中,甚至可将所有带有顺周期行为的资金运作纳入监测、考量范围之内.从执行效率考虑,未来MPA的落地仍应交由监管机构,“既能提高监管效率,也可降低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
李迅雷认为,搭建好“双支柱”框架,还需“一行三会”加强协同,如进一步统一监管标准、降低分业监管的尺度差异等.而新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对此发挥核心作用.
何帆则提醒,强监管或以放缓金融创新步伐为代价.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层应采取措施来平衡监管和创新,择优采取更精准、科学的方式制定政策、实施监管.比如,更多地通过实时监管而非行政监管的方式、采取事前审批、差异化调整而非“一刀切”的管理态度,等等.
何帆还补充,在央行短期内将继续实施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长期或跟随全球央行步伐让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以及宏观审慎考核全面从严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将迎来大洗牌.一些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仍缺乏竞争力且监管套利的机构或被淘汰.“一轮优胜劣汰后,我国金融业将更加健康、良好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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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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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行货币政策新时代 全球货币政策周期影响力增强，作为新任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面临一个崭新的货币政策时代。易纲曾发表过多篇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学术论文，影响力最大的一篇是。
3、 新时代经济思想新在哪里 这一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光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出并全面阐释了新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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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时代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批准了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