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服务转向和制度供给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知识产权纠纷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2017知识产权案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被视为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公权力的过度介入往往带来权力的滥用,违背当事人行政调解中的自治性,进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传统的行政执法模式转变为现代的行政服务模式,既是当代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发展趋势,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然要求.从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制度嬗变、制度借鉴、制度设计、制度确立等角度系统地诠释服务模式下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能为未来的调解架构设计和操作实践匡明思路和方向,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行政执法模式；行政服务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7）04-0086-09
随着“十三五”时期公共服务行政的发展,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将在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体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由于受到传统执法模式的限制,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行政调解的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培育.和此同时,学界针对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关注[1],这种理论的滞后和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实务的发展形成了强烈的紧张关系,如何冲破传统行政执法模式的桎梏,实现制度建构的创新,使其在现实中更具活力,并向现代的行政服务模式巧妙过渡,是一个颇具实践意义的论题.
一、制度之嬗：一种社会历史学语境的解读
(一)从身份到契约的映射
19世纪,英国历史法学的集大成者亨利·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以穿透历史的眼光洞悉制度的理性发现了伟大的社会演进规律,并概括出“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公式.在梅因的视域里,身份在古代是个人对父权制家庭的隶属关系,是一种先赋的固定不变的条件,古代社会每个人被定格在家庭和群体的网络里,凝为一种常驻不变的人格状态.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家族依附的消亡,身份的束缚性逐渐淡化,表征身份的地位、权威也开始弱化,身份更多地被个人义务的增长所取代,只能在整体契约化的框架下有限存在,退守一隅.契约是一种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对各自权利义务的平等约定[2].在社会的运动发展中,家族不断地被个人取而代之,源自家族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也逐步被新的契约关系所代替,基于个人的自由合意产生新的契约秩序.正如梅因所言,当今之社会格局不同于旧日之历代秩序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契约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重要性相异,所占之范围有别[3],恰恰是这种变化彰显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描述了人类发展史的实质性变迁.
从身份到契约是现代法治社会发展的主导性趋势,是人不断走向自由和独立的必然过程.在当今中国,整个社会历经了全面改革开放,无论是国家经济体制还是社会文化风气,都深深地印记着“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转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已充斥整个社会,竞争和妥协也制约着每个个体,个人可以通过自由订立协定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和社会地位而不受制于国家机构的权威或干涉,社会秩序之重建内在地开始朝着契约性整合的方向发展[4].具体到知识产权纠纷领域,上述社会发展趋势允许交易主体通过契约式的自愿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或和解以解决知识产权纠纷.这种契约化解决纠纷的主张相应地要求参和调解的国家机关是以服务的姿态介入,积极促成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化解,而不应该以执法的形式强迫交易主体扭曲自己的意愿达成.
(二)从冲突到和谐的呼唤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从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从封闭式管制过渡到开放式治理的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格局发生了急剧变迁,体制机制遭遇了重大变革,利益关系面临着巨大调整,思想意识得到了深刻重塑.这种空前的社会之大变局、利益之大调整、资源之大整合,虽然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和公民意识的增强,但同样带来了或显性或隐性的各种矛盾和纷争,暴露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和病症.由于人们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求、社会意识的多样化和利益格局的切割化,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主张和思想倾向,这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出复杂多重的利益关系,出现多元价值观的冲突和碰触,促使各种社会矛盾产生.这种情况下,如何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便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欲发挥某种制度的解纷功能,其前提性条件就是要有适合其生长的制度性基础.也就是说,无论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态如何、功能怎样、运行是否顺畅、效果是否明显,都是由其现实基础和实践条件所决定的.一般而言,在社会平稳发展的条件下,社会可以适当鼓励当事人积极提起各种诉求,主张权利,同时适当强化司法审判功能.但在当今社会矛盾积聚的转型期,必须慎重对待和及时妥善处理各种纠纷和诉求,充分利用协商调解机制化解矛盾,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因为调解不仅具有终结诉讼的效果[5],同时它还能通过抑制纠纷维持公共秩序和经济活动的有序运作.从法治文化来看,从冲突到和谐也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延续性要求.中国古代十分注重“和”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和谐大同”,合意型的调解解纷方式有着本土文化的根基.由于传统的行政执法模式和社会需求愈来愈不符,要求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必须由刚性压制转变成柔性劝说的行政服务模式,这样才能彰显这一机制的时代特色.
(三)从控制到疏导的渐变
纵观人类发展史,社会的发展是由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国家政治组织的使命是由攘狄安邦、控制臣民走向维护公共秩序、疏导利益配置,通过强权介入的刚性控制手段正在逐渐让位于通过疏导方式的柔性治理方式.“控制”一直是政治国家的伴生品,无论是融法入儒的中华法系,还是中世纪教法合一的大陆法系,抑或先例约束的英美法系,控制治理手段从未退出过历史的舞台.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呼声日益高涨,国民素质大幅提高,光靠传统的控制手段堵不住个体权益主张的洪水,必须要向疏导的治理手段发生转变,由堰塞悬河变成排洪泄涝.
在以往,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钳制,主要通过诸如法律、规训、纪律、道德、神旨、权力等手段进行强制性控制,通过这种控制实现对反社会行为的抑制和对越轨行为的预防,进而以行为约束来维护社会秩序.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则更多地通过观念的道义力量来影响人的思想,包括习俗、道德、宗教和舆论对人们的内在教育和疏导,并借助对现有制度体系的证成和正当性诠释来实現人们自动自发遵循社会规范和自觉自愿接受秩序安排的目的.在庞德看来,所谓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就是以某种工具或社会力量,使人们臣服于有特定目的的法律社会工程中,在这里人们能遵纪守法,捍卫和维持秩序的安定[6].庞德认为,控制不单指权力控制,也指对人性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暗含有疏导之意.中国正处于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传统社会控制体系开始弱化,这在多发性、复杂性的知识产权纠纷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前行政执法模式的调解由于不利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有违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导致执行率低,这就促使其向行政服务模式调解转型,以疏导、对话、协商的方式,鼓励当事人在合意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纠纷,谋求各方都乐于接受的调解结果.
总结:此文是一篇知识产权纠纷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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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识产权视角审视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摘 要] 文章旨在从知识产权的视角通过界定商业秘密权的知识产权性质，以TRIPS 协议为参照分析了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机制的问题，从商业秘密的特殊。
3、 国际知识产权纠纷仲裁制度 摘 要 知识产权自身的特性导致其行使的方式和保护方法均不同于传统的物权。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利益的吸引，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争议。但传统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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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贸促会专商所知识产权服务团队 团队名称 贸促会专商所知识产权服务团队执业机构名称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团队成员人数 597人团队建立时间 1993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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