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戴玮做项目要看在钱份上是关于戴玮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冯程戴玮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项目资金短缺,是中国公益组织的常态.主业为一对一助学的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以下简称“格桑花”）是个例外,过去十年,该机构募资超亿元,现在,他们正在考虑主动降低今后的募资规模.
格桑花的募资能力强,但也饱尝钱的烦恼.“我们现在每年能筹一千五百万,再自如地花掉这一千五百万,用了五年时间才做到.如果现在有人说给我们一个亿,我不会要,没本事花.”在格桑花副理事长戴玮的经验里,公益组织钱多了未必是好事.
“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只做孩子最需要的项目,可在早年,我们有一句流行语,叫‘看在钱的份上’.” 戴玮解释,格桑花创立初期,资源投放是以捐助人的意愿作为第一导向,“我们虽然会游说捐助人把钱捐给更需要的孩子,因为成绩不好的孩子辍学风险更大,小学生已经有政府补贴、孩子的高中阶段也很重要,但如果捐助人执意只捐给小学生,给成绩好的,我们硬凑也要凑出 人数,就是看在能给孩子们争取到钱的份上.”
“看在钱的份上”,这个理念,为格桑花日后爆发激烈的内部冲突埋下了隐患.戴玮告诉《中国慈善家》,格桑花每逢面临重大的历史机遇,或者是量级上的飞跃时,内部就会出现像路线斗争一样的矛盾.“我们是一个网络组织,团队成员平时很少有交集,只有发生重大事情,才会有价值观的冲突.然后你才会发现,这些事情一定要说清楚,否则,将来一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2007年2月,洪波因创办格桑花而被提名2006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候选人,格桑花受到空前关注,网站访问量和注册用户激增,一度瘫痪.捐赠人带着钱和资源主动上门,有些人泪流满面,要求马上捐给藏区的孩子.
当时,格桑花只是一个民间自发的网络组织—格桑花西部助学网,成立不到两年,没有全职员工,志愿者分散在全国各地,所有分工协作全在线上完成.夏天,去藏区旅行的志愿者实地采集信息,回到城市后整理资料、形成报告,再录入网站系统、发布助学信息,整个环节要到当年的9月末、10月初才能完成.这样的操作流程,和2月份出现的捐赠需求之间,存在约三个季度的时间差.
为此,格桑花团队分成了保守派和激进派.
前者认为,即便面对可观的捐赠,格桑花也要坚持原有的项目流程,他们把急于捐赠视为“爱心发烧”；戴玮等人属于后者,认为“为了给娃娃争取资源”“看在钱的份上”,格桑花需要改变项目流程,适应捐赠人的要求,就算是冬天也要临时加班,派人深入藏区采集需要助学的学生信息.
价值观的分歧没能调和,双方开始相互诘责,引发了更大的对立.戴玮回忆,当时,所有的业务岗位上都是保守派,“格桑花有网站,有系统,进入需要密码,他们不干,守在那个地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激进派就说,你们不干就挪窝.”最终,保守派交出网站管理权限,并集体出走.
对钱的“路线”之争,还出现在2010年,冲突的中心,便是戴玮.
是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格桑花展开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灾行动,戴玮主要负责筹款以及之后的规划使用.那一年,经格桑花吸收到青海的捐赠款物达1500万元,在此之前,他们每年的募款总额仅在400万元左右,且基本是已经具有规范流程、受捐赠人和当地教育系统支持的一对一助学业务.
超过往年三倍的慈善资源涌入,让戴玮手忙脚乱.“忽然一下子进来一千多万,全都不能花在我们熟悉的领域,压力太大了.”另一方面,她知道善款的使用,需要在西部实际需求、组织定位和使命、捐助人意愿之间找到平衡,但她忘了,在找到那个平衡之前,先要在组织内部达成共识.
因为缺乏共识,格桑花团队再起类似2007年的“路线”争论,用戴玮的话说,大家在一条船上,可是船想往七八个方向开.众口难调下,她强势推行自己认可的方案,又由于工作高强度、高压力,她的言语开始带有攻击性.
事隔多年,回顾亲历的冲突,戴玮觉得自己当时缺乏心平气和的沟通.“我是管理咨询师,习惯了商业机构解决问题的方法,过于刚烈,认为事情有是非曲直,一定程度上造成很多人伤心.”
此外,这些年,戴玮也越发意识到格桑花最应该做的,是知识、经验和观念的传递.在她看来,这花钱少,成效却不可估量.“前十年我们都在送东西、送钱,那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产生新的问题.”
格桑花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玉树,那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尽管闭塞落后,随着政府在教育领域投入不断加大,该地中小学的基础设施、学生的温饱和学费却基本不成问题.戴玮忧虑的是,长期接受高度同质化的信息,视野局限,藏区孩子极度缺乏对世界、未来、人生、远方的想象.
“如果是十年前,你问一个藏族孩子长大以后干什么,他就会说放羊、娶媳妇、生娃；后来退耕还牧,爹妈都没牛羊放了,大多数孩子就说长大以后当老师.”这个听上去不错的职业理想,在戴玮眼里很愚蠢,她说孩子在拿一个错误的目标来设计人生,“他们为什么都想当老师?因为看到有些藏族人当了老师,待遇不错,可老师的‘坑’是有限的,我们的娃看到的那些老师才二十多岁,几十年后才退休.再有就是当兵,当藏医,当歌手,藏区有很多农家乐,有人平时当服务员,客人来了就唱歌挣钱,其他就没有了.”
为了让孩子有想象未来、想象远方的能力,格桑花设计了一个项目—“行走的格桑花”,组织藏区的孩子走出海拔四、五千米的三江源,穿过高原和平原,来到城市,去看大海,接触更广阔的世界.这也是格桑花所有项目中,唯一让所有相关方认同的.
“行走的格桑花”,也是一个行走的课堂,孩子们需要接受各种挑战,比如自行坐地铁去了解城市,陪伴的志愿者除了保障其安全,不提供任何帮助.此外还有四门课程：自我认知,请心理学专家来帮助孩子认识自己；人生规划；认识并且使用互联网；最后一门是财商.“在藏族地区做家访的时候,一问你们家年收入是多少,没有孩子算得清楚,他们分不清楚当期收入、结余、劳动收入、各种补贴、各种捐赠,从来没有这个概念.”
设计项目时,格桑花的志愿者走到每个学校都会问孩子长大要做什么,“十个孩子里面大概有七个说当老师,我听到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心都碎了.”来到城市后,他们在儿童职业体验场里找到了五花八门的职业理想：司机、空姐、模特、厨师、化妆师、建筑师等还有的说当村长.“这些孩子穿上制服站在舞台上,摄影师就只追他们.你能想象,康巴族（藏族的分支）男生,那种天生的豪迈,眼神就是高原上的鹰,女生又羞涩又柔美,那个魅力,那个范儿,就是万人迷.”说起这些藏区孩子,戴玮特别容易兴奋,“那是我们的心上人.”
总结:这篇戴玮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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