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现代戏剧的基督教文化意味分析是关于本文可作为基督教文化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基督教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中国现代戏剧作品的情感表现不少也是向着心灵震颤及其寻找归宿（出路）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现代戏剧作品的宗教性指向及其艺术结构方面所蕴含的精神活动过程都与基督教文化紧密相关,而且它们的悲剧意识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之下更多趋向于表现人的生命意识、道德观念,这也是对注重表现社会冲突与时代英雄的现代悲剧意识特点的一种反抗,从而将现代戏剧人物故事的内心世界的反映（诸如,神秘主义、忏悔意识、献身与受难意识等）归因于基督教文化的一种理念偏向,展现出剧作家的非常独特鲜明的现实基础与个人创作特色,由此所唤起的思想基调、情感实质无不闪射出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光华而独步于中国现代文坛,确实值得关注.
一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王昭君》《卓文君》《聂嫈》和抗战时期以《屈原》《孔雀胆》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正是他浪漫主义的热情驱使而切近基督教文化意味的艺术结晶,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历史人物那些激荡不安的情感涌现的痛快与刺激常常令人震颤不已：王昭君、卓文君、聂嫈的对于归宿千思万虑,屈原、段功、高漸离、夏完淳也是长久感伤困顿于自己的出路,上帝何时要用洪水来洗涤这人间的罪恶,这才是充满缺陷的人生.郭沫若更加注重演绎剧中人物各自追求个性发展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显现其切近基督教文化意味的心灵震颤及其如何寻找归宿（出路）的热切呼唤.“一方面将自我的浪漫主义情感发展到了宗教层次,另一方面宗教的影响也驱使他们表现出浪漫主义色彩等本身就既是浪漫主义的,又是宗教意义的.”①
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各所表现的一己之悲欢虽然有许多向现实社会的重要主题靠拢之处,但是它们毕竟都触及了人的禁闭与压抑已久的情感的痛苦挣扎最终如何寻找归宿（出路）的神秘主义,这在客观上就促成了曹禺剧作向基督教文化意味的皈依.“这种神秘主义在曹禺又是与基督教的影响分不开的.当他走进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当他读《圣经》,当他聆听巴赫《B小调弥撒曲》那庄严而飘然的管风琴旋律时,都无不加深他对‘宇宙一种隐秘的理解’.”②“的确,从《雷雨》到《日出》再到《原野》,曹禺始终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表现出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使这些具有很强现实主义力度的作品往往都蒙上了一层很厚的神秘色彩.”③曹禺不再是常见的现实主义剧作家那种永恒的改良政治、改造现实的教义宣告,而是将一个个精神并不健全的痛苦挣扎的主人公最终推向“神秘的超世俗性与超理性”的具有基督教文化意义的归宿.于是,我们发现,“《雷雨》中‘犯罪的人们’或死亡或拜倒于神秘力量的脚下.等《日出》的金八作为一种‘神秘’的象征,它不仅吞噬了剧中一切人,甚至吞噬了剧外人的希望.《原野》所要着力表现的则是个人对不可知的‘命运’的反抗,乃至最终对神秘外在力量的屈服与崇拜,剧中的锁链、原野、森林、鼓声、呼唤声,是一种造成神秘氛围的实在,更是一种象征,一种纷乱交织的无形的网.”④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曹禺剧作的神秘主义在不同人物、不同层次的热烈深厚的情感抒发上正是不断唤起人们对于认罪、赎罪、忏悔、牺牲宽容、献身自我而拯救他人、人格至上等这些充满基督教文化意味的返身关注、认同而融为一体：“在基督教思想中,‘认罪’与‘忏悔’是非常重要的‘词语’,牵涉到人与神、人与人的多重关系,指向着人的精神归依.”⑤,曹禺“用人与‘神秘力量’的关系来解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现象,用神学的抽象思辨来解释生活,用强化赎罪、皈依宗教的自我道德完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意向”⑥,由此导致其众多人物形象的心理定位及其抒情倾向最终被纳入对基督教文化意味的感知与审视上.
二
郭沫若的历史剧并不总是依据基督教文化去观察和描写他的人物故事,他笔下的悲剧内容与圣经贤传的教化、劝诫功能之间也无须凭空附会而彼此认同,我们只是进一步说明郭沫若许多历史剧在人物故事的“终极关怀”方面已经显示出向着基督教文化意味转换的星光而最终实现了这些人物故事的存在价值：“从其早期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到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高峰,除了特定的时代历史内涵之外,郭沫若似乎一直寻求着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阐释着什么,这种东西既不是单纯的思想主题,也不是复杂的审美取向,而是一种更为广阔、更为深刻的文化精神.等从王昭君、卓文君、聂嫈直到屈原,似乎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文化精神的本质所在,这就是充满着宗教意味的受难意识和献身品格.”⑦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视基督教文化的受难意识和献身品格作为郭沫若创作时一种心灵赋形能力的存在.郭沫若多次自述他本人处于民国五六年最彷徨不定最危险之时的那种心境也是非常贴近包括《新旧约全书》在内的内心世界和人性价值观念的,进而郭沫若把自我现实与历史篇章的精神苦闷、人生挫折置换成了一个符合他自己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特性的“自我即艺术”的命题,他理所当然地借助于对历史人物的讴歌而径直走向基督教文化精神：“在郭沫若对宗教文化放射性的,多方位的吸取中,又有一个内在的坚实的依托,这就是对民族苦难的沉重思考和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牺牲精神.”⑧
郭沫若一再证明他所理解的民族的苦难与献身的精神力量可以由基督教文化精神导引之下所产生的更加具有影响力和支配性的主题思想观念的发展和深化：“永远受着苦难的国民哟！我们对于你不惜我们的血泪,我们只希望你从十字架上复活！”“国家的存在已经是人民的一个十字架了,我们人民的心上还如受苦圣母一样插着一柄十字形的利剑”“我们希望你把插在心中的利剑抽了出来,把你背上的一个十字架斩毁！”⑨郭沫若历史剧对于王昭君、卓文君、屈原、高渐离的受难意识和聂嫈（《棠棣之花》）、段功（《孔雀胆》）、夏完淳（《南冠草》）、如姬（《虎符》）的献身品格的偏爱,是他对现实生活情境的神秘领悟而产生了一种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力量：正是这些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们那么热切激动地认定自己正是为了克服人类罪恶、为了给人类赎罪、为了拯救世界而饱受苦难与奔赴死亡,舍己为人地勇往直前,这实质上就触及了耶稣受难与复活的“生命伦理”的某些方面的内容,以明确的高尚的无私的自我牺牲的爱向世人昭示受难与献身的人们必将有新的精神的创造与复活,郭沫若由此表现出新旧文化思潮中如何为人生的意义、人的困境、人的自我认识寻找到一条向基督教文化意识靠拢的出路,这些历史人物、艺术形象的“生命伦理”与基督教文化的精神特质彼此认同,也使郭沫若的历史剧的审美功能发生了转换而令人为之一叹.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基督教文化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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