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延安文艺座会和有关人和事是关于本文可作为延安文艺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延安文艺座谈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一、为什么召开文艺座谈会
新华社1943年4月22日播发的《党务广播》说：“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加以国内政治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增长,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点,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有人主张对抗战和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于是“ 特召开文艺座谈会”,“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在 的结论中得到了解决.”
“党务广播”是由新华社播出的交流和通报党的工作经验和情况的特殊形式. 曾说：“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上文引述的这份广播,是时任 秘书的胡乔木起草,送给 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编委、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艾思奇签发的,老艾一字未改,签名同意发出,副刊部编辑林默涵、黎辛等人都看.黎辛感到文字太凶,但又想可能是为了解决问题在当时所采取的特殊文风.《广播》虽是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发出的,但也是代表党 的,有的根据地很重视,如晋察北根据地,在整风中曾经集中文艺干部学习和检查,不少干部被整得够呛.
《广播》上说的“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指的主要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三月九日发表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三月十三日和二十三日发表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序言和四段杂文,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和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发表在三月十二日和三月十三日的纪念《文艺百期》特刊）,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发表在中华全国文学家协会延安分会的《谷雨》杂志一卷四期）.在1942年3月,《文艺》副刊发表的这些作品加起来不足一万字,加上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也不足二万字.而《文艺》副刊一期可以发六千字.
但1942年春,在延安发表许多和抗战主旋律不适应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作品,当然会引起 和 的高度注意,于是 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由 、凯丰和博古负责.4月初, 收到欧阳山建议党制定文艺政策的信,9日上午复信,说：“欧阳山同志,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予今日惠临一叙,并盼和草明同志偕来.”见面后, 说,你提出的 应该制定文艺政策的意见很好,现在 准备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是不是会上谈谈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工作对象问题?4月13日、17日, 又给欧阳山、草明写信,请他们就“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帮我搜集反面的意见”.还说,“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单的说明书”.
据艾青回忆,“4月间 给了我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请惠临一叙.’我去了,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等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话.” 问：“我讲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听的.”
4月中旬, 又邀请鲁艺的作家和戏剧家何其芳、周立波、曹葆华、严文井和姚时晓等交换意见,这次还谈到李白、杜甫的诗,谈到《聊斋志异》, 说可把它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
当时,刘白羽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任支部书记,了解情况较多, 曾先后约他谈话三次.他提出的新问题是作家写作犯了错误怎么办? 说犯了错误就改,在哪里犯的在哪里改.
二、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为召开文艺座谈会, 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和许多作家谈话、写信；请他们帮助搜集材料和提供意见.同时, 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对此,许多作家都写有文字回忆或记者报道. 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
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 的器重.她的《三八节有感》,曾受到贺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 同丁玲有过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萧军1940年6月到延安就留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人关系处不好,和 通信和交往都多,在座谈会期间 就写过两封信给他.1942年8月2日又写信给他,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加上.”1942年4、5月的几封信,都同座谈会有关. 还同萧军两次面谈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问题.
欧阳山是 研究院文艺 主任,草明是该室研究员. 同他们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民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
为召开文艺座谈会, 要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扬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舒群起草了一份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共六十多人.丁玲、李伯钊、刘白羽回忆,说他们也和 谈过名单问题,都是增加个把人,这样名单就有七十人左右了.
这六十人左右的名单现在没有可能找到了.请帖和 写给艺术家的信件,有个别人保存.
在艾克恩编纂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8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书中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 主席和 领导同志和全体代表共100多人合影留念.参加者有：康生、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罗烽、草明、田方、 、张悟真、陈波儿、朱德、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李卓然、天篮、江半、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姝、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陈伯达、傅钟、萧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滨、干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马加、曾克、周立波、张振武、高阳、张仃、刘雪苇、蔡若虹、胡蛮、金紫光、伊明、林默涵、周扬、艾青、钟敬之、李丽莲、潘奇、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钟纪明、公木、范文澜、杜失甲、于敏、张桂、严文井、陈荒煤、何其芳、张铁夫、阿甲、张季纯、张真、张望、佟天林、华君武、李又然、李元庆、向隅、萧军、柯仲平等.”
黎辛曾问过艾克恩：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几个人从照片上认出来的.黎辛问：去 档案馆查过没有?他说档案馆说没有.黎辛说：您做了一件好事,可是这个名单和说明有些问题.首先,去的有些人不是 领导同志,也不是文艺家,是有些工作关系,或者是自己跑去参加的,延安参加会议有时不是很严格.名单上的张铁夫是《解放日报》的记者,当时在庆阳采访,根本不在延安,被列入名单显然是被认错了.我知道有几个持请帖赴会的人,照片上没有,一个是严辰（厂民）,他不喜欢照相,还有木刻家胡一川可能去厕所耽误了.两位为大家摄影的没有照相.诗人高长虹拿到请帖了,因为他要改行,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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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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