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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上海作家张怡微30岁了.当年她写下“我不责怪寂寞,是责怪心底的荒芜”这样略显矫情的句子,今天她自己也想笑吧.60后作家余华曾对同样是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张悦然开玩笑：“100岁了,读者也当你是80后作家.”不知这是否也是张怡微的宿命.
80后作家、新概念作文、青春文学,这三块招牌悬在张怡微头顶,瘦弱的她居然也扛了下来,从2004年拿到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到今天,张怡微一直在写作,写作成了本能.她说“新概念作家”是她的历史,否认没有意义.她热爱文学,但是没有文学梦.写作越来越像田间劳作,“每天都要耕耘,收获来自土地微弱的失望和生机”.
写作,探究“家族试验”里的尴尬
张怡微喜欢做默默无闻的人,很少关注同行,害怕陌生人.从高二开始,她写关于童年往事和迷惘青春主题的小说,18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大三时告别青春题材,加入上海作协.此后,从复旦大学到台湾政治大学,在往返于上海和台北的求学路上,她不紧不慢地写作,在小说里编织上海和台北小人物的悲喜,显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也在随笔里观察台湾经济和文化状况,写台北的自动贩卖机,商务印书馆被改造成了民宿,或者柔情蜜意的宝岛旅游攻略等是典型的文艺小清新風格,但这两个面向都是她.
她珍惜每一次被认可的机会.写小说,拿下《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评审奖等一系列大陆、台湾以及香港文学奖项,使她被称为“文学奖作家”,但张怡微很平静.工人家庭出身的她深知求学费用昂贵,台湾高昂的文学奖奖金资助了她的学业,而通过写大量的书评、专栏和采访稿,她才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热爱的写作,“只写小说无法生活”.
作为在台湾的“异乡人”,孤独感也在侵蚀张怡微.她所在的校区位于台北市信宜区一个半山上,被一条“阴阳隧道”阻隔,隧道那边是灯火璀璨的城市生活,穿过隧道就是一片漆黑.读博的日子,无非“明天抄袭今天,今天抄袭昨天,仿佛被吃掉了时间”.最沉闷的是酷热夏季,动辄满身大汗,却因为太寂寞,经常忘记有没有洗过澡,必须去浴室看墙上是否有水汽才能确定.“我的孤独也令我惯性地投入文学比赛的竞技,不用面对活生生的社交,像是仅对自己的战役,检验自己的阅读和创作.”
要谈论写作,她有些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始终是赤贫的学生,所记录的不过是疼痛的成长.她是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父母早就分道扬镳,各自重组家庭,她跟随母亲和继父生活.成长路上,她发现很多人都是重组家庭出来的,而她本着纤细的神经,想记录下“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最终以一家人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故事.
这一系列的故事,被她称为“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其中长篇《细民盛宴》是重头戏,其他如《不受欢迎的客人》《春丽的夏》《又一年》等是短篇,今年出版的“收官之作”,则是短篇集《樱桃青衣》.失独、丧偶、过房、离异、老人再婚等她写这些重组家庭的尴尬.
小时候,张怡微听说外婆有继母,而外婆有一次讲述自己十岁的经历：那时住上海石库门老房子,楼梯极窄,她有一次摔倒,把碗砸了.继母没有打骂她,但她依然耿耿于怀.原因呢?外婆说,“可是她（外婆的继母）为什么不问我痛不痛?”就是这样相安无事的隔阂,故事里有不对劲,可是说不出来,张怡微希望通过系列的“家族试验”故事,接近一点点人性深处的“缝隙”.
“家族试验”的写作,消耗大量自身经验,也用尽了道听途说,之所以《樱桃青衣》是“收官之作”,在于“倾诉欲已经耗尽”.故事是假的,经验是真的,市井小民日常生活的悲欢,张怡微想再做点深入挖掘,却发现自己游移在家长里短中跳不出来.经验面临匮乏的危险,也许是因为“身在此山中”的缘故.
世情,市井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
在上海,张怡微出生于工人新村.从小到大总计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还住在新村里,和王安忆、金宇澄等海派作家笔下的“正宗”老上海不在一个频道.张怡微最敬佩自己的写作课导师王安忆,但她知道如果让自己去写淮海路的生活,肯定不真实.她又说金宇澄的《繁花》还原了汉语的节奏美感,旧式话本的车辙印出海派质地,但自己更是无从学起.对她来说,“工人新村是我的全部”.
她笔下的“家族试验”,很多都来自对上海工人阶层的审视.对于这个群体,张怡微情绪复杂.上海历史上一直是商业城市,解放后曾被短暂改造成工业城市,纺织厂、钢铁厂、机床厂等遍地开花,却仿佛一夜的工夫,又变回了消费型的大都会,她熟悉的童年成长环境很快没落下去,而工人新村亦遭遇同样的命运,但工人的命运牵动着张怡微的心思.
她的父亲是海员,海上的工人,而和她一样经历的上海年轻人还有很多,父母有的是知青、有的是支内,有的曾在20世纪90年代出国淘金,“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工人的后代们有自己对父辈的认识”,她很清醒工人的局限性,“自我认知很强,永远觉得自己的一生很可怜,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因为他们受了很多苦,“表面上这一生走过了无穷无尽的善恶冲突,裹挟无穷尽的遗憾和辛酸,但好像就是没有‘自觉性’”.她和他们血肉相连,所以很难以旁观者身份带入写作.
她耽溺在苦楚的小市民生活中,却没有办法解释一个人已经惨到底谷为何不去死.台湾求学的经历帮了她很多.她读了大量台湾作家的书,发现他们对市民情绪的把握十分细腻,有时用一个场景甚至一句话就可以转圜人物戏剧性的命运.台湾作家蒋晓云的“民国素人志”系列创作,对她影响很大.而台湾中文系的学科设置,令她误打误撞学了一年半明清小说,无论是从话本还是章回小说中,她看了许多看似狗血、却又摄人心魄的世情故事.
最爱的是“三言二拍”,“冯梦龙写《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商人蒋兴哥发现老婆出轨,姘头穿着自己的衣衫,他有多尴尬?当然要休妻,可是蒋兴哥还是送了前妻16个箱笼的细软衣物,贺她再嫁.这是个有情有义的前夫.”张怡微偏爱冯梦龙这种世情的写法,很多人都说她的“家族试验”也是世情小说,而她对世情小说有自己的理解：“世情小说的落脚点不是人的情感,而恰恰是市井生活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
比如《金瓶梅》写暴发户的日常,《醒世姻缘传》里农村的破产,《歧路灯》中的黑幕,甚至是张怡微最近看的一出昆曲《狮吼记》,剧中苏东坡劝老友休掉悍妻,老友高呼：兄台休要连累我！我们很恩爱,虽然她打我,但我们在一起很好的.你再乱来,我回家又要受罚了.
“后来我明白,我们所谓的弱者,其实很多不需要同情,他甚至会让你失望”,张怡微逐渐体会出世情生活中“必然有一些细琐的安慰,可以疗愈创伤.有的是钱,哪怕是很少的钱,却能疗愈人”.她常看电视新闻,看见有人为了邻居三千元欠款,不惜上电视索要,要到了就长舒一口气.她能理解当事人,“市井小民生命里有一些小温暖和小难过,知识分子也许看不上这种妥协,这种妥协里藏着一点开心,他当然知道自己做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就是有抚慰的力量.知识分子可以看不上他,但不能说他是一个坏人.”
张怡微要表现的,就是这种“妥协”,它在工人新村的男女老少身上,也在日常百姓的骨子里.她同情这些“废柴”似的人,他们都在努力生活.记得在台湾时,她反复看香港导演许鞍华的电影《女人四十》,里面的小市民阿娥,老公无能,儿子不争气,公公得了老年痴呆,她苦不堪言.但电影有一个场景：有一天阿娥拎着大包小包生活用品走在回家路上,偶然看见临街一桌,她忘记了手里的东西很重,想停下来打两圈.“所以人性是这样复杂,我们不能替别人悲伤.每个小人物都有自己的方式平衡一生中的创伤.”
阿娥这样的人物,幻化成《过房》里的老夏,或者《你心里有花开》的尤蕥,也是《度桥》里的阿平,总写这样的题材,难免被人诟病“格局小”,她却坦诚得自在,“要不要大格局?算了啦.我没有雄心壮志,我就是喜欢写作.”
从前,她看不上“平常心”三个字,现在觉出它的好.有时候她会想起很多热爱文学并为此奉献一生的“文学青年”,也记得自己年少时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现在对写作这件事几无所求,“地在眼前,每天不得不耕耘,浅浅的希望依然是风调雨顺.写作的方式越来越逼近劳动的方式,土地在发出微弱的邀请,也有微弱的失望”,张怡微就想当这样一个写作的农夫,她说,也许自己也只能当这样的人.
（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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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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