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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培育体育市场环境,壮大新经济.目前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存在改革视野狭隘、改革路径残缺、改革内容单一等问题.深化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需要以“放权社会组织”“放权下级机关”和“放权市场”为三条主线,紧扣“管”和“服”中的法律难点,以“三线体系”的视角对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放管服”改革进行全景式规划.
一、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的核心目标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 是本届政府最鲜明的施政品牌.“放管服”改革的目标说到底就是培育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壮大新经济.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将体育产业明确为未来新经济增长点之一,要求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推进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放管服”改革已是国家战略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代表了未来中国体育管理改革的发展方向.截至2018年2月,国务院已有9个部委、国务院直属机构正式出台了“放管服”改革方案,国家体育总局虽然召开过若干次“放管服”工作会议,但总体部署和系统推进有待提速.
长期以来,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擅长抓竞技体育,习惯以行政指令为依托的封闭式管理模式.振兴体育产业这一时代主题要求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必须适应、进而擅长以法律为依据的开放式管理模式.如何以体育产业为立足点,梳理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放管服”改革的法律依据,分析“放管服”改革的制度依托,研究现有体育产业管理的法律障碍点,搭建以“放管服”改革为核心目标的体育行政法治建設框架图,提出以“放管服”改革为核心目标的体育行政法治建设路线图,是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的核心目标.
二、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的改革历程
“放管服”的提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13年国务院首提“简政放权”,2015年倡导“放管结合”,最后于2016年明确 “放管服”的提法.“放管服”改革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13年以来,国务院为推进“放管服”改革出台了96份文件,其中2013—2015年的政策文件侧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权力清单建设等,侧重简政放权;2015—2016年的政策文件侧重登记制度改革、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优化公共服务流程等,侧重放管结合;2016年以来的政策文件侧重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削减前置审批事项和政务公开等,侧重优化服务.
我国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放管服”则是以1992年“中山会议”和1993年国家体委下发的《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为起点,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起步期（1992—2008年）
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放管服”早期研究紧密围绕如何抓好竞技体育,展现国家形象这一核心目标展开,重点有：一是如何通过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模式,进行简政放权,将竞技体育的管理权下放给事业单位;二是探索推进体育事业组织体系的多元化和实体化建设,以俱乐部制改革为抓手,进行管理创新,从而提升竞技体育的水平;三是通过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不断拓宽体育投资渠道,加强对体育产业的指导与服务,服务体育事业发展.
(二)推进期（2008—2016年）
2008年以后中国体育发展的战略发生重大转型,特别是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体育定位为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自此体育行政领域“放管服”研究进入推进期,改革范围大幅度拓展,并逐步向“放管结合”领域推进.重点有：一是如何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体育行政领域的“简政放权”;二是以体育赛事审批为重点推进体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三是降低体育产业市场主体门槛,探索体育产业“宽准入严监管”的改革思路;四是通过体育类国家强制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加强对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的管理.
(三)深化期（2016年以来）
以国务院《2016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的发布为标志,“放管服”研究进入改革深化期,本时期的改革范围全面拓展,重心转向如何完善配套措施,如何增强改革的实效性.重点有：一是借鉴治理理论,发挥民间力量,通过协同共治推进体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二是完善体育赛事转播管理制度,打破垄断,构建体育产业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三是严控行政准入类职业认证,推进体育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改革;四是综合运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全面提升针对体育产业的服务效能.
三、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之反思
通过上述历程的回顾,我们发现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改革视野可以进一步拓宽
现有改革大多集中于“放管服”的某一个方面,对“放管服”三者之间的联动性和协同性重视不够,针对“放管服”三者有效衔接有机互动的“组合拳”研究有待加强.
(二)改革方法可以进一步完善
现有的改革较为注重研究“放什么”的问题,对于“如何放”的问题（依照现有法律哪些权力可以下放,下放的法律程序是什么等）关注不足,法学研究的方法亟待充实到现有的研究中来.
(三)改革内容可以进一步丰富
“放管服”的“放”既可以针对社会（“放弃”权力）,也可以针对下级体育行政主管机关和社会团体（“下放”权力）,三种“放”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管”和“服”,目前的研究较多关注第一种“放管服”,对第二种和第三种“放管服”的关注有待加强.
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关键是：紧扣“放管服”的联动性和协同性,综合运用法学、体育学、行政管理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以三种“放”为线索,紧扣“管”和“服”中的现实难点,梳理“放管服”的法律依据,分析“放管服”的制度依托,研究“放管服”的法律障碍,从法学的角度探索构建“放管服”三者有效衔接、有机互动的“组合拳”式改革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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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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