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红军长征中的没收征发工作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征发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征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红军长征中的没收征发是红军获得给养的有效手段.研究红军长征中的没收征发工作,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入探讨红军长征中军民互动的历史过程.在没收征发工作上,坚持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的理想结合,以没收征发获取部队物资补给,解决当前的生存难题,同时不放弃通过没收征发动员群众,为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即使是在长征这种极度困境的情况之下,和红军始终没有以利为先,没有忘记所肩负的解放民众的根本任务,而是以实际行动体现出一个有理想、有主义、有纪律的现代政党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红军长征；后勤补给；没收征发；打土豪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4—0062—13
关于红军在长征中如何获得后勤补给,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大量研究显示,红军主要通过没收征发、公平买卖、战争缴获、留条借贷等手段来获得给养.对于后三者目前并无争议,但对于没收征发工作,即通俗意义上的“打土豪”,却有不同认识.一般认为红军纪律严谨,打土豪均经过详细调查.但也有人认为红军在匆忙行军中无法做出详细核查,打土豪多出于实际需要随意划定没收征发对象,对地主土豪家的财物随意征用.之所以有此种印象,一方面是在长征中确有少数错误没收征发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与现有研究未能详细揭示没收征发工作的复杂性有关.本文即试图从没收征发工作的机构设置、基本原则、操作步骤入手,分析长征中开展没收征发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成效,从一个侧面探讨红军长征中军民互动的历史过程.
一、没收征发的组织机构
没收征发的组织机构,可从三个层面划分：一是决定权,二是执行权,三是监督权.没收征发在苏区时期就已经是苏维埃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但在长途转战的特殊情况下,组织机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首先,决定权从苏维埃政府转到了军队政治部.在苏区时期,是否没收某家财产,一般由政府决定,并经群众同意通过.据1932年12月28日《土地人民委员部训令》：“凡没收某家财产,首先必须经过调查,调查确实后再经政府决定,由政府派人将财产标封,以后再召集群众会宣布罪状及没收理由,经过贫农团、雇农工会（的）作用,在群众会中通过.”[1]长征开始后,原来享有决定权的各级政府显然已不存在,其功能由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取代.1934年10月22日,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根据没收征发委员会拟定的文稿,发布了《没收捐款暂行细则》,规定没收征发的决定权,“属于团政治处（师以上直属队,属于各级政治部或直属队政治处）,惟在城市时,则属于进城部队的最高政治机关”.“各连队之政治首长及支部,应发动所属战士尤其是党团员,在驻地附近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填调查表,送交团政治处批准.”[2]161
此细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再规定没收征发要经群众会议同意.举行群众会议在苏区时期就难以落实,《红色中华》报曾指出：“过去很多地方没收财产只经过少数贫农团或政府秘密决定,便进行没收,而没有注意去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因而有些群众不了解,反以为是某些人公报私仇.”[1]长征中行军作战匆忙,频繁举行群众会议更不具备条件.但为了尽可能地发动群众,避免给人留下随意劫掠的土匪形象,红军的没收征发工作仍需要群众意愿的参与,只是方式更为灵活简便.据李坚真回忆,在长征中打土豪,部队进行“由远及近的调查后,作出判断,然后就在地主土豪家的大门上贴字条,最后再向群众核实.群众见我们已摸清了底,也就敢讲实情了.”[3]75以群众调查的方式获得了认可.此外,贴布告公示也是获取群众意见的手段.贵州现存有两份红一方面军某团政治部的布告,内容为某人为地主,有什么罪行,遵照苏维埃法令,将其家产没收并罚款等[4]46,59.发布布告类似于今天的公示,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公开征求群众意见的办法.据谭友林回忆,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打土豪的办法是,先由群众提出应打的名单,经工作队或拥护红军委员会审查批准后,张贴告示,将其压迫群众的罪行公诸于众,将其财物没收分给贫苦群众”[5]165.因此红二、六军团在湘、黔、滇地区,“常能很快地经过群众查处当地的豪绅地主,并经过没委会实行没收土豪家里的财产.”[6]363可见,虽然决定权由团以上政治部门控制,但群众仍有参与,这既是没收征发合理性的保证,更是发动群众的重要途径.
二是决定权的归属在乡村和城市各有不同.一般情况下团政治处即可决定,但在城市则由进城的最高政治机关决定.根据红一军团进遵义城时发布的相关规定可知,允许进城的“在原则上除政治机关保卫局及军团与师的政治部外,其余部队一律不准进城”,“如因战斗关系而必须入城时,亦只限战斗部队入城.”[2]241因此,在城市的最高政治机关常为军团政治部或师政治部,这显然比团政治处的级别要高不少,也意味着开展这项工作更为慎重.对此,细则也说明得很清楚,“在我军新占领之城市,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各部队不得单独进行,以免造成无组织的混乱现象.”[2]161红军在城市的行动比在乡村更具影响力和传播效应,城市政策相对严格也是情理之中.入城的主要是政治部队,应该也是考虑到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对相关政策的把握往往比战斗部队要好得多,且能够发挥更大的宣传动员能量.而在乡村,各部队由于行程不一致,有的村尤其是一些小村落,可能只路过或驻扎一个连、一个班.行程匆忙,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请示上级,大多要灵活处理.这也是长征前政治部一再强调要“提高连指导员、支部与每个党团员的自主性、责任心与独立的工作能力”[2]84的原因.但决定权仍在团政治处以上,而未下放到连队指导员,主要基于连队的政治素质情况.连队没有专门的政治工作部门,由指导员领导政治工作.长征前夕萧华曾在《实际转变中的连队政治工作》指出：“过去有些连上纪律很坏.”有的“连长、指导员认不到字”,“甚至有个别指导员闹出‘苏维埃是一个人’,‘法西斯蒂的实现是敌人力量加强’的笑话”.[7]30,32加上长征中很多工作都需要保密,文件往往只传达到军团级、师级、团级,因连队基本不能直接看到文件,对政策把握可能出现偏差.虽然一直强调长征中处事的灵活性,但为了避免没收征发工作出现无条理、多头绪的混乱情况,因而党和红军对没收征发的决定权从组织层面做了严格防范.这一点红一方面军在长征结束后仍继续执行,1936年3月11日颁布的《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关于没收暂行条例》再次明确,“各连队无没收之权.如连队在白区单独行动或距团政治处很远,连指导员得受团政治处之委托,执行批准没收之权,但该连必须事后负责报告团政治处”[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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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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