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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突发高产出猛增长势头,经典作家研究热度不减,尤其对那些世界顶级的研究对象各个层面的研究,几乎是全方位无空白覆盖,研究的视角辐射到了研究对象的各个角落和细部.所以,时至今日,对史上经典作家的研究,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或者再收获引人注目的成果,实在是越来越难.虽然歌谣文理,和世推移,学术研究也要不斷和时俱进,但是,举世公认的经典作家的价值认定,内涵挖掘,确实很难再有规模化高端化的学术性推进.然而,李建军的《并世双星：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却别开生面,另当别论.这部完全是学者型专家以学术眼光和理论思维完成的比较研究大著,可说在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
一
在我看来,《并世双星：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部近四十万字的大著,首先是一部纯粹的比较文学学术专著.虽然近年来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并不乏见,但李建军的比较排除了那种通常比较研究的常规思路,即一定要比出,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或者是中国的太阳升起得早,还是外国太阳升起得早?包括对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比较,其实很多人都是存有偏见的！一方面觉得既要比就要把汤显祖比高,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认为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潜台词就是汤氏根本比不过莎翁.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情绪化态度和完全机械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李建军一开始就将其比较研究确定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关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应该着眼于他们的‘伟大’之同和‘风格’之异,而不必在他们之间强分轩轾,妄别高下”①.于是,摆脱了高低优劣比较的惯常思路之后,书中将分析的重点放在风格的对比上,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艺术价值也就更加清晰.关于多年来人们纠缠不清的汤圣莎翁孰高孰低的问题,作者一语道明,指出：“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却不太可能成为世界的汤显祖.”这样的定位,就使国人心中潜在的让汤显祖“为国争光”的心理得到释放,从而明白“兰有秀兮菊有芳”,汤显祖并不逊色,无须汲汲于“走出去”.
在艺术风格和个性的比较上,李建军首先在书中的第二章特别比较了汤、莎各自的巅峰之作《牡丹亭》和《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方面揭示了两部爱情经典的共同主题“为爱而死,为爱复生”,并重点分析两者的叙事策略“现实的和象征的”.书中从细节真实等角度,有理有据地论述了《罗密欧和朱丽叶》“也氤氲着诗意和浪漫的情调,但它本质上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戏剧.基本符合事理逻辑和细节真实”.而汤显祖则是“一个唯情主义”者,“一生爱好是天然”.而且在汤显祖笔下,所谓“梦”和“死”,都不过是修辞意义上的事象.这样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而最重要的是,在汤、莎高低问题上,其实一直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牡丹亭》和《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性问题.为了能够从道理上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书中用一节的篇幅专门对此进行讨论,阐述了悲剧和喜剧的不必也不能区分高低的美学规则.书中此后的几章,充分展开地剖析汤圣的心意状态和精神向度,以及莎翁的意义世界和修辞效果.真的是各有千秋.
其次,《并世双星：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也是一部完整的中西莎学史、汤学史.莎翁汤圣,在人类艺术史上光耀四百余年.汤学莎学,四百年成果汗牛充栋.由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均处艺术巅峰塔尖,对其研究的学者当然也多学界翘楚,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有大利也有大不利.大利,是说当今学者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对象世界；大不利,则是说,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水平和能力,大概就只能屈居前人脚下,所谓的研究,也很可能会囿于浅见,贻笑大方.李建军在其研究中游刃有余地梳理、分析了梁实秋、王国维等大师级的研究家们对汤显祖的研究成果,并对英、法、德、俄、美,包括我国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概括和评价,高屋建瓴,脉络清晰,评点精准.在此仅举一例.由于“去政治化”成为20世纪的重要文学趋向,而作为莎士比亚重要研究者之一的阿兰·布鲁姆则对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有着和这股强势思潮完全不同的见解,所以,李建军在书中对他的独特观念进行了这样的概述和评析：
阿兰·布鲁姆试图通过阐释莎士比亚的文学经验,来恢复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在他看来,政治是人类生活中的核心内容,是许多充满梦想和 的人物的舞台,也是最能产生诗性 和传奇故事的地方：“在政治生活中,不仅普通的品德被投射到更大的背景之上,全新的才能亦被搬上舞台.政治为所有人性提供自由发展的框架,吸引着最有趣的 和人物.因此,渴望完美描绘人类的剧作家往往选择政治英雄作为他的对象.”正因为这样,政治一直就是诗歌重要的主题,“在古典的意义上,它是演绎最广阔、最深沉、最高贵的 和美德的舞台,而政治人物似乎也曾是诗歌最有趣的主题”.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是很懂政治的人,甚至简直就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只有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的人,才能深刻理解莎士比亚和他的伟大作品：我们认为富有政治 、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比纯粹的个体化的人更能理解莎士比亚.伴随着这种认知,一个全新的视角被开启了,它观察的对象不仅是戏曲,还有我们的政治信念.布鲁姆的观点,证明了这一个阐释学规律的有效性：一个批评家如果和作家差距太大,便很难发现和评价他的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谁若想准确而深刻理解但丁,就首先要努力把自己提高到接近但丁的水平.②
这里不仅是在评价莎士比亚,也在评价莎士比亚的一位重要研究者阿兰·布鲁姆,甚至还延伸到了但丁,更延伸到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研究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从这样的意义上看,李建军这部著作,又是在21世纪这样一个时代的高点上,对四百年来莎学汤学、莎评汤传以及对于莎翁汤圣研究和评论的再批评.
二
通过具有深厚历史眼光的研究,作者不仅对研究对象进行非常恰如其分的学术评判,而且升华了甚至是发展了很多文艺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美学观点,澄清了多年来对传统艺术理论方面的许多模糊的学术观念.例如,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文学“走出去”,以及纯粹悲剧和悲喜剧的艺术价值问题,书中都有不同凡俗的真知灼见.在分析人们总是纠结于汤显祖缺乏世界性经典意义,不够莎士比亚那样足够巅峰的问题时,李建军指出：“越是虚弱的文化,越是渴望他者的认同.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一方面是对他者文化的傲慢等文学上的‘走向世界的焦虑’,其实反映的是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严重的自卑和不自信.”③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悲剧高于喜剧的观念占据强势,所以,很多人为了抬高汤显祖的价值,为了能够让汤显祖不次于莎士比亚,就千方百计论证《牡丹亭》的彻底悲剧性.甚至,为了证明汤显祖即使不比外国人高,起码也有地方比外国人“早”,于是提出,汤显祖可以称为“社会问题剧”的先驱,因为《牡丹亭》里面反映的社会问题,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早了三个世纪.总之,这些刻意抬高的动作,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把别人比下去.而由于王国维先生曾经狠批过《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并对20世纪的悲剧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建军根据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研究,从美学角度把悲剧和喜剧两种类型,进行了各自特征和意义的分析,提出了“悲剧和悲喜剧”和“彻底性和未完成性”等概念,并具体阐述了喜剧的社会批判意义绝不低于悲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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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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