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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因日本森友学园旗下塚本幼儿园推行“尊皇”“爱国”教育而備受争议的《教育敕语》问题,再度成为日本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批评的焦点.和此同时,现任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也指出日本要建设“道义国家”就必须回复敕语精神.最近安倍内阁又表示不反对各学校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不难发现,在安倍政府加紧强化“爱国心”教育步伐的今天,这种尚未跳出敕语精神窠臼、恋执“传统”的情形所透露出的是,在战后日本的 化改革进程中,“去教育敕语”几乎从未成为社会的共同议题.
我们必须回溯这种状况形成的历史地层,从战后日本的“原点”梳理并总结战后日本有关教育敕语问题讨论的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爱国心”在日本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我们不能忽视形成此种价值观念,并在战前和战时支配日本国民意识形态的《教育敕语》.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敕语》其实也具有作为国家神道教典的功能,和《国体的本义》（一九三七）、《臣民之道》（一九四一）一样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文本.
自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以西方列强富国强兵的现实经验为其取向坐标,推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迈向近代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势必也会产生近代化和传统的价值观混杂的局面.如何实现价值的统一、培养近代国民国家所需要的国民意识成为明治政府和知识精英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一 ○年（明治二十三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使此前长达十多年之久的甚嚣尘上的德育论争告一段落,由此确立此后日本学校教育的根本方针,即“义勇奉公”“扶翼皇运”的国家主义教育.和此同时,作为道德教育的“修身”教育逐步得到强化.《教育敕语》作为近代日本天皇统治的重要支柱,对战前、战时日本国民精神的塑造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神道中对于皇室祖宗的追念以及对天皇的忠诚结合起来形成了民族的神圣使命意识,为日本培养出庞大的“忠孝”国民群体.正是由于“忠孝”国民群体的存在,日本才得以实现举国一致,并发动了一连串的对外侵略战争.
但是,以十九世纪末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为制度依据和精神根干的“国体”观念却因战败而丧失了其规范国民精神的效力.一九四七年三月,《教育基本法》公布并实施,从时间上来看,它的实施早于《日本国宪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战后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在战后初期日本的精神废墟上,如何培养出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成为日本战后 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在一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看来,《教育基本法》中尚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局限便是其并未涉及有关精神层面的课题.占领期的 改革虽然确立了战后日本的 体制,却无法解决日本人在面临战败时所受的精神冲击,以及面临战后遽变世界的自我失落.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众参两院迫于美国占领当局压力相继通过了《关于教育敕语等的排除决议》《关于教育敕语等的失效确认的决议》,这使得近代以来日本人所尊信的天皇的“神性”“灭私奉公”的精神等价值观念发生崩塌,也意味着战后的日本丧失了“伦理教育的根本原理”.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众参两院通过关于《教育敕语》废止的决议,占领军的民间情报教育局（CIE,盟国占领 司令部下实施教育制度改革的一个机构）和日本文部省就《教育敕语》问题展开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交锋,而最终达成的这两份决议案可以说是各方势力最终妥协的结果.然而,众参两院的两份决议案中却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排除”和“失效”的不同措辞反映出众参两院在对《教育敕语》处置上的对立态度.在众议院的决议案中,以《教育敕语》为代表的诏敕违反了日本国宪法强调的“主权在民”理念,且由于其中蕴含的神话式的国体观会招致“国际信义”等问题,于是根据日本宪法第九十八条—“违反宪法条规的法律、命令、诏敕及关于国务等其他行为的全部或是一部分不再具有其效力”的规定,“排除”《教育敕语》等诏敕.但是,参议院的决议案主旨则在于确认敕语的失效,并未涉及敕语的排除问题.在这次参议院本会议上,曾担任过文部大臣的田中耕太郎在朗读完决议案后做了这样的说明：“且在这里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这是法理上的问题,本决议案的性质是为了确认《教育敕语》等的失效,并非是指《教育敕语》等在今天开始被废止或是被排除等本决议案并非言及和宪法第九十八条第一项的关系.”这样的表述其实从根本上回避了对《教育敕语》的反思及批判,甚至流露出敕语仍可“今用”的心态.而这种论调在田中耕太郎发表的很多有关敕语的言论中俯拾即是.田中认为,《教育敕语》在过去被国家主义者滥用,并被文部省及教育者用于培养国民的盲目服从.然而这是滥用者的罪责,不应归罪于天皇或是《教育敕语》的内容.《教育敕语》中集合了个人道德、家族道德、社会道德、国家道德等诸多规范,和儒教、佛教、基督教的伦理有共通之处,具有普遍性.其中的“一旦缓急”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绝非谬误.
两份决议案内容虽有所不同,却共同蕴含了否定“去教育敕语”的基本看法,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一、《教育敕语》和明治宪法具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其基调和明治宪法的精神一致,然而在战后,其必然也要和明治宪法一起走向丧失效力的命运；二、承认《教育敕语》中存在着部分真理,虽然否定了其作为教育的根本原理、最高原理的地位,但并不否定其作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理念继续存在；三、《教育敕语》是关于伦理道德的一个历史文献,是一份过去的文本,这也意味着在将来日本的道德重建中不能完全丢掉这一“传统”的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敕语》被废止前后,朝野曾展开一段讨论.在拥护《教育敕语》的声音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认识,即认为《教育敕语》包含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类道德.不能否认,敕语中的某些德目,如孝顺、友爱、信、恭俭、博爱等具有普遍性,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敕语开篇所指出的臣民之“忠孝”为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而其颁布的宗旨在于培养臣民的“忠孝”之心,并在“爱国心”的道德之名下,将日本人收敛进“国民”“臣民”的框架内,在国家“一旦缓急”之际,作为“臣民”须随时为天皇做出牺牲.然而,战后初期包括当时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在内的多数知识分子并未对《教育敕语》中的“忠孝”伦理做出深刻批判,他们依旧和“忠孝”伦理相互缠绕.如当时的教育家平野武夫就认为：“忠孝伦理的本质即使在今天也不应该有变化.”而兼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双重立场和身份的天野贞祐对于《教育敕语》的态度尤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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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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