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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 和 《大辞海》 是大型综合性词典,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等”2016年12月29日上午,上海锦江小礼堂,在“《大辞海》出版暨《辞海》 出版80周年”座谈会上,上海市市委书记韩正宣读了同志发给会议的贺信.热切的话语,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 《辞海》 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勉励.2016年,《辞海》 这部以字带词,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词典,从1915年动议编纂算起,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1936年出版第一版,其后历经五次修订,又出版了五版,即1965年的第二版、1979年的第三版、1989年的第四版、1999年的第五版、2009年的第六版.沐浴百余年的风风雨雨,《辞海》 成为时代脚步的记录者、文明的承载者,也以其浩瀚、渊博为万千读者带去了知识的滋养等
一
1936年,对于 《辞海》 来说,是值得纪念的重要年份.这一年,《辞海》 上册由中华书局在上海正式出版 （下册于次年出版）.总经理陆费逵,编辑所所长、《辞海》 主编之一舒新城和他的同仁们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因为这部辞典凝结了他们二十年的心血.1915年,陆费逵和他的同仁范源濂、徐元诰酝酿编纂一部以字带词、词语和百科兼收的综合性辞典.这个想法,直接源于是年商务印书馆 《辞源》 的告竣.
《辞源》 兼采传统字书之长—— 以部首检索,以音别义,又突破了传统字书 （如 《说文》）、韵书（如 《广韵》）和义典 （如 《尔雅》）以字为释义单位之局限,融入了西方的语言理念,首创以字带词的编纂方法,同时,亦一改传统训诂随文释义之习气,从典籍训释中归纳概括语词义项,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取词鲜活而实用,熔古今中外为一炉,比诸当时最大的 《康熙字典》更具科学性和现代性,可谓近代中国第一部大型的“现代化”辞书.因此 《辞源》 出版后颇受社会欢迎.
彼时,与商务印书馆同为出版业巨头的中华书局自然不甘落后,于是有了《辞海》 选题的动议,寓意辞妙百家,海汇众流.然 《辞源》先声夺人,《辞海》如何能够后来居上,是摆在中华书局同仁面前的难题,何况辞典的编纂又历来是最为耗时费力的.然总经理陆费逵意志坚定,决心推进 《辞海》 的编纂.但是发起编纂 《辞海》的两个重要人物范源濂、徐元诰却先后拜官他任,先是范源濂调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接着徐元诰迁上海道尹,再转河东道尹,致使编纂工作停顿.后徐元诰虽重操编纂事宜,然时断时续.1927年徐又升任國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辞海》 工作全面告停.
精明强干、秉性刚毅的陆费逵不愿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这位自学成才,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的出版家,遂全力物色新的 《辞海》主编,这时一个名字再次进入了他的脑海—— 舒新城.
舒新城,1893年生,湖南溆浦人,1917年毕业于岳麓高师.1920年受聘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一年后到中国公学任中学部主任.1924年应聘成都高师,任教授.次年结束了教学生活,全身心投入了教育著述的写作.1922年他与陆费逵相识,两人一见如故.之后,陆费逵几次相邀舒新城加盟中华书局,无奈舒志不在此,几次拒绝了邀请.此时 《辞海》 工作急需主持者,陆费逵再次想到了舒新城,于是在1928年3月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函,邀舒新城出任 《辞海》主编.舒新城感念于陆费逵前后七次相邀的信任,经过“数日之苦思”,最终应允.从此,舒新城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位以教育救国为志向的知识分子,从此与 《辞海》、与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接手 《辞海》 工作后,舒新城随即在南京延揽编辑人员,设立编纂处,后又将编纂处移往杭州.1930年编纂处迁上海并入中华书局,设立辞典部,舒新城同时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因所长一职事务繁忙,于是先后由张相 （字献之）、沈颐 （字朵山） 主持辞典部工作.张相因任编辑所副所长,实际上 《辞海》 后几年的工作沈颐着力最多.
舒新城接手 《辞海》 编纂工作后,几乎可以说是重新开始.因为徐元诰留下的数十万字旧稿,废旧之词太多.舒新城决定删旧增新,参照美国《韦氏词典》 体例,确定收词范围,组织人员搜集词目,特别是新词,再根据编辑人员的特长编写相关条目,成稿后交由舒新城审定.
一年多的时间内,“大约编写了二三万条的词条,其中大多数是属于百科方面的.”沈颐主持时,《辞海》 的编纂工作“全面进入分类修订、增补,逐批审阅定稿的阶段”.为继续增加新词和补漏,沈颐要求全体编辑人员从元、明、清时期的各种小说、戏曲中搜集流行的俗词俗语 （口头词语）,并指定专人阅读最新的报刊、图书,以搜集流行词汇 （包括外来语）.编写仍采用分工包干的形式,稿子编写好后,交由沈颐审阅.主要编辑人员有刘范猷、罗伯诚、华纯甫（文祺）、陈润泉、周巨鄂 （颂棣）、胡君复、朱丹九 （起凤）、徐嗣同、金寒英、邹梦禅 （今适）、常友忼 （殿惶）、周云青等百数十人.
《辞海》 的整个编纂过程是颇为艰巨和困难的,原因正如陆费逵在 《辞海编印缘起》 中所述：“此书所以费时而难成者,厥有五因,兹略述之,一、选词之难也等二、解释之难也等三、引书篇名之难也等四、标点之难也等五、校印之难也等
就选词而言,选词范围确定为：古籍中常见的字词,历史上重要的名物制度,流行较广的新词,行文时常用的成语典故,社会上工农商学各行的重要词汇,常见的古今地名,最重要的名人名著,科学文艺上常见常用的术语等.那么如何判断旧词中哪些为不常用的而删除,如何搜集新词,外来名词如何定名取舍,如何并筹兼顾新旧解释、用法不同的同一个词,都颇费思量.且由于编纂过程费时二十年,因此一些新情况、新变化要随时增订,以致出现“常有已选之辞,不数月而改删；已定之稿,不一年而屡易”的情况.据陆费逵统计：“总计撰成之稿, 凡三十余万条,并修改重复计之,殆不下五十万条,今仅留十万条有奇.”可以说是“披沙拣金”.就解释而言,《辞海》条目释文,打破以往注疏或字书、类书等仅罗列诸家之说致使读者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之弊,而于“群言庞杂”中分别异同,归纳类似,给读者明确的解释或说明.因此,编写一个条目往往要翻检各类书达数十种.对于释文中的引文出处,《辞海》 的编写者们更是下了大力气.因我国字书类书所引之书,多仅举书名而无篇名,致使检阅不便, 且错处相沿不易发现.《辞海》 编者除将引文核对原书外,还加注篇名,以便读者检阅原书.全书还应用新式标点,加以确定之句读.以上都是编者“体察用者之需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的努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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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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